苏联解体,亚洲腹地的政治地图发生根本改观。中亚政局的复杂多变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方面是关于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泛突厥主义的报道不绝于耳,一方面是关于俄罗斯势力重返中亚的说法充斥于途,这就是所谓的中亚正处于伊斯兰与俄罗斯势力的“南北夹击”之下。最近,确切地说,1994年10月的第三周,在伊斯坦布尔和莫斯科几乎同时召开了两个高层(
一、“东西”“南北”关系和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
现实是发展变化了的历史,考察现实就不能割断历史。历史表明,宗教和民族因素在古代中亚文明发展的作用,大致可概括为:1.“东西”关系和伊斯兰化;2.“南北”关系和突厥化。
古代中亚处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的中间地带,由此受到欧亚大陆上述诸多文明的影响和作用。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正是古代东西文明交流的载体。这些交流除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贸易活动外,还有精神文化上的交流。发源于波斯的琐罗 亚斯德教和摩尼教,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发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以及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景教),主要是通过中亚由西向东传播的。7世纪后中亚逐渐伊斯兰化。所谓伊斯兰化,就是使当地居民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而阪依伊斯兰教,并由此改变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伊斯兰文化进入中亚,是迭化在当地多种文化层之上的,必然接受中亚本土多种文化的“改造”,使之有了中亚的特点,成为“中亚模式”的伊斯兰文化。其显著特征是:
①哈萨克斯坦《全景报》1999年10月22日。
②俄新社1994年10月6日。
③《巴基斯坦时报》1993年8月29日,1999年1月27日。
④俄通社一塔斯社1999年10月21日比什凯克电。
1.除塔吉克族外,大体都是“正统”的逊尼派,但他们对自然、圣人(和草)、圣墓(麻扎)的崇拜,却远离《古兰经》关于非偶象崇拜的“正统”教义;2.苏菲神秘主义盛行。苏菲的依禅不受官方控制,但在各阶层尤其在民间下层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深厚的影响;3.苏菲僧侣与世俗封建主结盟中曾攫取过巨大政治、经济权益,但它一旦要与世俗封建主争夺统治权时,便遭到世俗封建主的严厉打击,中亚历史有过一些“穆斯林王朝”。那只是伊斯兰教取得类似国教地位,并没有形成政教合一体制。①
如果说与丝绸之路联系的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问题,那末欧亚大陆历史还有个南北文化交流问题,即北部游牧社会和南部农耕社会的关系。农耕定居人民为保护自己的文化区域,耗费巨资和人力,在南北社会分界线上修筑了防御工程—在中国就是长城,在中亚则是壕堑和墙垣。这些工程乍看起来是古代南北关系对立、冲突的产物,但实际上又是经济、文化的会聚线,碰撞和融合的界碑。在中亚,这种文化交流既体现在往返其间的商人活动中,又更多表现在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如果说古代“东西”关系中大量反映的是宗教自西而东的传播(在中亚是由南而北渐进),那末古代“南北”关系突出的是一个个骑马游牧民南下的特点。公元前两千年就有亚利安人南下。以后乌孙、月氏、大夏、a}哒、突厥、蒙古、月即别(乌兹别克)的南下,一浪又一浪。在中亚宗教伊斯兰化的同时,民族进程表现为突厥化,也就是一个个操突厥语游牧民不断南下的结果;致使中亚的土著居民和后来的入侵者(蒙古人)失去自己原先的语言,操起突厥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游牧民不得不适应征服后面临的文化、经济环境,成批地转入定居,并放弃自己的原始宗教而阪依伊斯兰,在文化上反为被征服者所同化。当然也把原始宗教中的某些东西,如自然、偶像崇拜带进伊斯兰, 使之更加丰富多彩。
近代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而出现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都是宗教、民族问题的历史发展。关于这两个主义的认识至少有两个误区。误区之一是把它们看作是同一的。其实,泛伊斯兰主义试图以伊斯兰统一世号,其基本原则是宗教的;而泛突厥主义则蓄意在当今世界虚构一个所谓的现代“突厥族”,②并企图把它统一起来。它们都是凌驾于阶级、国家之上的极端民族统一主义。如果说前者是宗教民族主义,那末后者可谓种族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偶尔也攻许泛伊斯兰主义,但中亚的所谓“突厥族”广泛信仰伊斯兰教,所以泛突厥主义传入中亚便与泛伊斯兰主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误区之二是把它们的发源地认作土耳其。其实,泛伊斯兰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西亚,创始人为自称阿富汗人的哲马普丁,后来土耳其苏丹哈里发哈米德二世为挽救行将崩溃的奥斯曼帝国,竭力鼓吹过泛伊斯兰主义。土耳其苏丹自16世纪初始称哈里发,并以“全体穆斯林之首领和伟大保护者”自居,虽然并没有为全体穆斯林认可,但至少在19世纪初中亚地区尊崇土耳其苏丹哈里发的思想已十分浓厚。所以经由土耳其苏丹哈里发鼓吹的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的传播,是有一定历史基础的。至于泛突厥主义思想首先萌发于沙俄境内挞鞍少数知识分子。在俄国鞋粗泛突厥主义影响下,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初衷都有与西方文化抗衡、反殖民主义的精神。中亚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都是以反沙俄专制主义为起点的,不同程度上体现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但是这些民族资产阶级脱胎于封建主,与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们的政治主张不仅最终能与封建主义相容,又能为其服务,既与俄国及西方列强的扩张有冲突的一面,也有互为利用的一面。1905年全俄穆斯林代表大会的召开,一个松散的穆斯林“团结”联盟形成,标志着一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向沙俄专制主义妥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因沙俄的战争政策得以大发横财的机会,于是“高唱俄国国歌,为沙皇的健康祈祷”,成为俄罗斯专制制度“最忠诚的臣民”。在这里,经济利益显然超越了宗教、民族感情,起了决定作用。
①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经历了二次浪潮:第一次发生在7世纪后的一段时间,那是与阿拉伯武功相联系的;第二次发生在14世纪后,主要与伊斯兰苏菲神秘主义广泛传播相联系,其中的“卓和崇拜’尤其引人注目。参见潘志平的《和卓崇拜的兴衰》,刊《民族研究》1992年2期.
②突厥,广义包括铁勒、突厥各部落,狭义则专指突厥汗国。公元6世纪,突脓部兴起金山(今阿尔泰山)麓,初属柔然;6世纪中并铁勒部灭柔然,建突厥汗国,其疆域最广时东起辽水,西抵黑海,6世末分裂成东西两突厥。唐末东西突厥衰败,最终没能形成现代民族。另有“突厥人’的概念,指的是说突厥语的人们,这是根据语言特征提出的集合名词。古代阿拉伯人提到有很多民族说着和突厥人同样的语言,他们把这一切人都称为‘突厥人’.今天欧亚大陆有几十个现代民族的语言都归属阿尔卷语系突厥语族,可统称为“操突厥语诸民族”。泛突厥主义者声称的当代“突厥族”纯属臆说。 突厥主义于本世纪初在土耳其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土耳其才成为泛突厥主义的活动中心。
随着十月革命胜利,苏维埃政权在中亚确立,中亚的宗教环境和民族进程发生历史性变化。苏维埃政权成立伊始,便明确宣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颁布了宗教脱离政治的一系列法令。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的确立并不妨碍苏共把整个宗教界看成是“剥削制度的帮凶”,因此“反宗教宣传”(后来改为“无神论宣传,’)始终是苏共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项重要任务,①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努力,伊斯兰宗教思想在中亚日益淡化,尤其是在本来宗教淡漠的哈 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中更是如此。中亚苏维埃制度建立在本世纪世界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时期,苏共根据“民族自决”理论解决中亚的民族殖民地问题,在政治上消灭民族压迫,实行民族平等,在政体上以民族识别为基础组建民族共和国,在思想上开展对大俄罗斯主义和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批判以促进民族团结。20年代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划界的结果,在中亚形成五个加盟共和国。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同一、趋近,中亚的民族融合和相互渗透有了新的进展。80年代初在苏联中亚实地考察十个月的一位美国人认为:“苏联中亚民族在古代与现代之间,在宗教与非宗教之间、在亚洲与欧洲之间,已不复存在明确的界线,与几十年之前的情景已迥然不同了。今天在乌兹别克斯坦,一个本地人可以是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或者是中亚的一个其他什么民族的人,但他不一定非是伊斯兰教徒不可。他有可能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苏维埃公民’,其次才是乌兹别克族或中亚民族的一员”。②
现在看来,苏维埃时期中亚的宗教、民族问题的解决还是有成功的地方,但问题仍严重存在。尽管官方宗教首领强调“苏联穆斯林自由幸福”,但受压抑的信徒并不以为然,所谓parallel(民间)伊斯兰,即“未注册者”、“非官方毛拉”一直秘密活动,有悠久历史的穆斯林苏菲兄弟会并未消亡。民族问题也是如此,在它远未解决之时,苏联领导人就迫不及待地宣称“已一劳永逸地解决”;对大俄罗斯主义还未认真清算、肃清之时就开始宣传“俄罗斯民族优越”论;无视民族差距的现实提出“新的人类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概念,以“俄罗斯化”强制民族同化的倾向愈来愈明显,严重伤害了中亚民族的民族感情。70年代末以来,中央集权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僵化,整个苏联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状态,而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未能如官方宣传的那样与俄罗斯地区“拉平”。80年代后期,苏联政局动荡,中亚的不稳定因素开始滋生,潜伏中的宗教、民族问题表面化。有着深远历史根源的宗教、民族问题困扰着苏联解体后的中亚,也就是说,今日之中亚仍不得不面临着这一历史遗产。
①“《苏联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②南希·露宾:《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同化与民族特性的保留》,刊《亚洲事务;1981年10月号,译文载《中亚研究》。
然而,游离于政治、经济关系而外的纯粹的宗教和民族问题并不存在。中亚历史上一些宗教取代于另一些宗教,一些民族、部落分解消逝而另一些民族、部落在崛起、重新组合,本质上都是游牧和定居民在政治、经济权益上的不断再分配。恩格斯认为,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形式,“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①中亚的历史完全证明了恩格斯的这一论断。
二、所谓“北上”问题
所谓“北上”问题就是伊斯兰复兴和民族主义复兴问题,具体说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等问题。
(一)、伊斯兰复兴问题
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作为一种宗教政治运动的出现,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特别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1978-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80年代以来,随着阿富汗战争进展旷日持久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推行,中亚的parallel伊斯兰渐渐活跃,被苏联问题观察家称之为“瓦哈比主义”开始流入中亚,并愈来愈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②中亚的伊斯兰复兴问题开始为世人注目。苏联解体后,中亚的伊斯兰复兴有了长足发展。中亚一些地方修建了一些清真寺,伊斯兰宗教节目在中亚成为主要的节日。有人根据拥有300万人口的土库曼斯坦1987-1992年间清真寺由4座增加到115座即判断: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如火如荼”。我们认为这种估计值得推敲。首先必须充分注意到70年苏维埃时期伊斯兰宗教思想意识在中亚已经大大淡化这一事实,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问题是宗教也是一种执著的精神追求。中亚和前苏联其他地方一样,在信仰破灭后思想、文化、道德、精神产生危机,传统的伊斯兰教中乐善、行施、节俭、尊老之类的合理价值观或许会给政局动荡中处于不公正地位的人们以精神上的安慰,在一个争吵冲突的世界中给人以兄弟情谊,而受压抑的伊斯兰思想运动,一旦被放开,产生“反弹”是不足为怪的。再者,偌大的土库曼斯坦有一百多座清真寺也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须知,与土库曼斯坦人口大体相当的新疆的喀什、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四地州,至1989年已拥有清真寺17540座(平均33. 9户一座)这个个数字是土库曼斯坦的150余倍。至于占尔班、肉孜节这类宗教节日在新疆一直作为传统节日举民共贺,甚至在“文革”期间都未中断。笔者之一1994年3月在阿拉木图,适逢传统的那吾鲁孜节,看到的是一片轻松的节假庆贺,几乎感受不到什么宗教气氛。目前,阿拉木图仅有一座旧清真寺,新的正在修建,尚未竣工。据悉,哈萨克斯坦某处花了许多钱修了清真寺,但光顾祈祷者却寥寥无几。因此我们分析问题不能老从抽象的数字出发,还要有一些身临实际的感觉。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冶和i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②亚历山大·本民森:《对伊斯兰的回顾》,译文刊于《中亚研究x199。年3期.
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的宗教环境比较宽松。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关于社会思想的一篇专论中承认“宗教现已成为社会和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是实现人类一些共同理想作为其人道主义教义的基础”。①前些时候一些文化界著名人士在哈萨克斯坦的意识形态会议上鼓吹:“没有比古兰经、圣经更好的意识形态”。②然而中亚各国政府对伊斯兰复兴问题已有所 警惕。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坚决认为“政权必须分开”,“必须执行宪法关于禁止在宗教基础上建立政党和禁止宗教团体干预政治的条例,更要反对利用宗教感情在社会上引起纠纷”。③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已宣布伊斯兰复兴党和其他极端宗教政治团体为非法,并且镇压了想在动荡的费尔干纳各地组建伊斯兰卫队的宗教好斗分子。④乌兹别克斯坦当局作出规定,未经特殊批准,即使用居民集资也不得再建清真寺。乌兹别克斯坦议会对《信仰和宗教团体自由法》作了重大改革,赋予该国宗教事务委员会以广泛的权力:监督权、咨询权和新闻检查权。⑤
下面具体谈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问题。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正确定义是:以“回到古兰经去”为号召的伊斯兰复古主义。从这一点看,中亚几乎没有多少原教旨主义的深厚土壤。前文已述,“中亚模式”的伊斯兰本来就远离古兰经。尽管今日之中有伊斯兰复兴运动,但如果真让那些早已日食猪肉喜好饮酒的中亚穆斯林禁猪肉、禁酒,具有现代意识的妇女裹面纱、不要电视、不要广播,真正回到了7世纪的古兰经,那是难以想象的。政教合一体制在中亚历史上都没能取得成功,在今天恐怕更难。
对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反应最激烈的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府。克林顿政府认为,今天真正的“战区”是从摩洛哥到巴基斯坦的“弓形危机区”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战斗。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记者谈话(1994年2月7日)表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今后十年最担心的潜在威胁。俄罗斯一位学者著文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扩张,“一旦塔吉克斯失陷,排在后面的将是乌兹别克斯坦,接下去是哈萨克斯坦南部穆斯林地区··一与此同时,北高加索方面施加压力将会起到辅助作用,今后这两个方面将会谋求在伏尔加河下游会合,从而把俄罗斯分割成两部分—西部和东部”,⑦最终威胁俄罗斯的生存。最近的车臣危机 有复杂的原因和背景。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持愈来愈强硬立场,、或许与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俱有关。西方包括俄国新闻媒介一再提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般指的是伊朗式的激进的伊斯兰复兴运动。⑧概括起来其特征有三:1.强烈地反西方;2.与各种暴力事件有关,3.大都不为世俗政府控制,在民间秘密活动。仅从最后一点看,中亚那些游离于官方控制之外的parallel伊斯兰基本上继承了“中亚模式”伊斯兰的苏非神秘主义传统,它有可能发展成激进的伊斯兰复兴主义。但是中亚穆斯林除塔吉克族外大体属逊尼派,与伊朗的什叶派 实难融洽。
①《主权哈萨克斯坦报》1993年10月9日。
②《主权哈萨克斯坦报》1993年3月z日.
③《主权哈萨克斯坦报》1963年10月9日.
④约翰·科恩:在铁腕统治下的乌兹别克斯坦避免了前苏联其他共和国遭受的动乱》,刊〔美〕‘时代周刊》,1993年1月51月。
⑤俄《独立报》1994年1月6日。
⑥法《青年非洲》周刊,1994年1月5年。
⑦俄《独立报》1999年10月2日。
⑧比如,沙特阿拉泊的伊斯兰更多地强调“回到古兰经去”,但它政治上取亲西方的所谓“温和主义”,就不被西方指责为可恶的“原教旨主义”。
日本学者认为,激进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发展必须具备五个条件:1.表现为政治停滞和中央权威的软弱;2.表现为国内因素与国外因素相互交织,治安状况恶化,4.表现为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传入受到威胁;表现为政府或执政党被认为是支持西方的思想,因此遭受到站在伊斯兰立场上的反政府批判。①此五条件说是否妥当,还可以讨沦,不过,所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问题,或者说激进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归根结底有它的经济原因。日本学者认为:“如果生活变好了,想搞原教旨主义的人肯定会减少,在中东、海湾富裕的产油国就没有兴起原教旨主义”。②此说似有一定道理。问题是中亚地区经济状况还在恶化,上述条件在一些地方多少已有一些,这是值得警惕的。
再说泛伊斯兰主义问题。泛伊斯兰主义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完整的思想体系。就哈里发之职而言,上耳其的泛伊斯兰主义认为由土耳其苏丹兼任,而阿拉伯的泛伊斯兰主义却以为应由阿拉伯人来担任。早期的泛伊斯兰主义具有一定的反殖民主义色彩,但它的发展过程中日益杂有复杂的背景。学者指出:“泛伊斯兰主义背后或旁边确总有某个欧洲强国的政策在作怪”。③十月革命后一段时期,得到协约国支持的巴斯马奇分子宣扬泛伊斯兰主义,反共反苏维埃政权。今天,在中亚特别在乌兹别克斯坦,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维埃历史的同时,巴 斯马奇分子被当作“民族英雄”加以颂扬。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能否再度兴风作浪,还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对此俄罗斯方面的批评是:“为了一下子以土耳其兄弟来替换俄罗斯兄弟,就不断地褒读‘老大哥’值得吗?”④看来俄罗斯对泛伊斯兰主义问题也是十分关注的。泛伊斯兰主义鼓吹“穆斯林团结”,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但是不宜一见到“穆斯林团结”就以为是泛伊斯兰主义。比如,经济合作组织(eco),有“穆斯林集团之梦”的说法,但它强调的是“以欧共体为典范”,主张“整个集团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加强意识形态基础”。巴基斯坦领导人断然指出:“经济合作组织应当是一个纯经济性组织,它与伊斯兰阵营的形成毫无瓜葛”。⑤有瓜葛也好,无瓜葛也好,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除伊朗外都缺乏资金,除土耳其外都缺乏高科技,它即便想有所作为,也是力不从心的。1994年1月经济合作组织德黑兰外长会议试图调解塔吉克斯坦内战,但遭到塔吉克斯坦的断然拒绝。⑥这表明经济合作组织有政治化的动向,但其影响在相当长时间内极为有限。
(二)民族主义复兴问题
近年民族主义复兴是股世界性潮流。英国《简氏防务周刊》说:"1997年有27个地区发生冲突,有12个爆发点局势处于一触即发状态,有31个地区局势紧张。1994年的主要事态发展将是,民族关系更加紧张,民族暴力冲突将会增加”。中亚地区还没发生激烈的民族暴力冲突,但民族复兴问题显然是个现实问题。目前,各共和国主体民族或多或少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强化本民族的地位。近年中亚召开“世界哈萨克人大会”、“世界吉尔吉斯人大会”,号召“散居”世界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回归,就是一个动向。⑦强化主沐民族地位在“俄罗斯化”程度最高的哈萨克斯坦尤为迫切,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对其主体民族构不成人口的大多数,几乎13的哈萨克人完全不能讲哈萨克语,忧心忡忡。因此,“维护民族利益,高昂民族意识,复兴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恢复民族习俗和语言”是哈萨克斯坦的既定的民族 。令萨克斯坦科学院哲学所散居国外冶萨充人问题研究宣主任阿尔吉姆巴耶夫1993年6月末访新疆社会科学院时解7* } t}}l u学”指的是“离开太民族居注地而在其池民族居住地,与其他民族混而杂居”,并对中国的哈萨克人没有出席他们的‘世界哈萨克人大会“表示不理解。我们的立场是,巾国哈萨克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不是什么所谓的“敖居”人,没有必要派代表参加什么“世界哈萨克人大会”。
①②《日本学者告诫政府放弃对伊斯兰的恐俱和偏见》,刊《中东研究》1693年期。
③德怀特·李:《泛伊斯兰主义的起源》。
④伊戈理·列斯基:《从巴斯马奇到英雄》,刊俄《真理报》1993年9月8日。
⑤《巴基斯坦时报》1963年2月15日。
⑥法新社1995年1月27日德黑兰电。
纲领①。比如,1994年3月哈萨克斯坦议会选举安排是:全共和国人口的43%哈族(其中只有28%达到选民年龄)占有议员候选人74 0 0。而全共和国人口36. 4%的俄罗斯族只占议员候选人的17%。其他非主体民族如乌兹别克、挞袒、伊古什、朝鲜、波兰、维吾尔在议会中只拥有一名议员名额。这种选举方案在主体民族和非主体民族中必定会产生不同反响。《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也承认:“这种新的‘哈萨克化,趋势与往日‘俄罗斯化’相抗衡,可能超越了人们的适应能力,从而引起非主体民族的人们对本民族文化在哈萨克斯坦领土上的命运感到担忧”。文章提出“应当心平气和地承认,生活在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群体和所有其他民族的人们有着特殊利益这一事实”。②哈萨克斯坦的一位官员也承认有这方面的问题,但他坚持认为问题不出在政府的政策和法令,他强调“我们的全部灾难在于轻视、破坏和。不 执行现行的法令”。③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位资深的高级专家认为:“中亚国家未来的领导人将普遍是殖民主义者,比现任领导人民族主义思想更浓。这意味着他们将在大多数问题上持有更强烈的反俄罗斯观点,不惜以牺牲国内少数民族的利益为代价,尤其是俄罗斯人的利益。这意味着将来民族冲突只会增多不会减少”。④其估计似有点武断,但这种可能还是有的。舆论界在呼吁:“希望政治家的理智将战胜其民族自尊心”。⑤
中亚当地的主要民族,除塔克族外都是操突厥语民族。因此在中亚泛突厥主义经常成为问题的焦点。它的前景将如何,学者们意见并不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它正朝着“语言、精神和行动的统一”方向付诸实践,正强烈地影响中亚各国的决策上层,有力影响着中亚政治文化格局,将有可能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一级,⑥对它发展前景表现出极大忧虑。与之相对的另一种意见是:一个从亚德里亚海到中国的泛突厥世界,谈起来是豪言壮语,做起来谈何容易—不久前泛到阿塞拜疆就翻船了。①忧虑论和乐观论都认真提出自己的根据,但情况究竟怎样,还需要进一步掌握材料全面分析。从泛突厥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它大体只在文化方面很有影响,对此学者做过这样的分析:1.这个运动一直与众多的国家相对立,不利于有关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国家和政府有力的一贯支持;2.这个运动一直是小范围的“精英”分子的运动,完全忽视广大群众所关心的社会经济问题,因而从未能发动起他们号召的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3.它缺少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核心,组织松散,内部争吵,形成不了一支统一的政治力量;4.它本质是极端民族主义的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反动思潮,是没有前途的。③我们认为,以上分析极有价值。事实上作为政治运动的泛突厥主义,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亚是针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当年著名泛突厥主义分子恩维尔帕夏潜人中亚充当巴斯马奇联军司令与苏维埃政权作对到底就是一例。在冷战后的今天,西方敌对势力还在支持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泛突厥主义活动,但在中亚扶植这种极端的跨国民族主义未必符合西方的利益。
①《主权哈萨克斯坦报》1993年10月9日。
②《哈萨克斯坦真理报》1999年6月28日。
③哈萨克斯坦《全景报》1999年10月22日。
④美《苏联后时期前景》月刊,1999年10月号。
⑤俄《事实与论证报》1993年第切期。
⑥刘宾:《中亚的跨国的民族主义》,刊《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研究论文集》。
①穆立立:《文明的分解:民族的进程和中亚的走向》,刊《中亚研究》1993年专刊。
⑧陈延琪:《有关泛突厥主义的几个问题》,i,1《泛仍斯兰主义、泛突厥义义论文集》。
泛突厥主义问题在中亚始终是个极敏感的政治问题。前面提到伊斯坦布尔会议云集了中亚四个所谓操突厥语国家的总统格外引人注目。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在会议期间对记者说:“我们—突厥民族,我们的统一性应该给予我们力量”。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说:“伟大的共同的突厥语文化的复兴应该成为国家体制的形成。”这不能说没有泛突厥的味道,首先引起的是俄罗斯的不安。俄国驻安卡拉外交代表当即表示:“我想提醒他们:民族主义在独联体内已造成不少地区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中亚的总统又是怎样看待这个向题。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伊斯坦布尔会议期间,一方面就近些年土耳其向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10. 5亿美元深表感谢,一方面强调这次会议“首先具有经济联系意义”,并坚定宣称:“这里没有任何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这两个主义世界也是哈萨克斯坦不能接受的”。①人们记忆犹新的是纳扎尔巴耶夫在1992年2月提出的“突厥联盟”构想。他是这样表述的:“东盟或是欧共体能够存在,那么为什么不会有一个把突厥人联合起来的联盟”。仔细推敲,这里固然有种族联合的气味,但更多的是一种经济合作,与作为政治运动的极端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似有某种区别,简单地一概而论似不可取。
土耳其对拥有广大所谓“突厥族”的中亚感兴趣是不言而喻的。如土耳其总理德米雷尔就说:“他们(中亚)是我们的兄弟,我们拥有共同的文化、语言、宗教、历史和文化背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恐怕是经济利益,比如土耳其的一位大银行家就说:“这些(中亚)共和国最大的优越条件是廉价的劳动力厅。②据悉,德米雷尔在这次伊斯坦布尔会议上谈到教育和文化交流正在突厥语国家中间建立起一座“文化桥梁”,但他没有提以前想建立一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延伸到中国的突厥语国家联邦的梦想。土耳其报界就此评论道:“这个突厥语国家联邦已证明是错误的和起反作用的,土耳其人更清楚地知道这方面的能力有限”。③实际上土耳其本身经济状况并不好,土耳其里拉与一美元比价在1979年为35,1985年为574,1992年达到7000,年通货膨胀率达79%。④
综上所述,作为政治运动的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泛突厥主义,既没有经济实力作后盾,又遭到西方特别是俄罗斯的猜忌,在中亚未必能成什么气候,所谓伊斯兰“北上”问题不宜估计过分严重。
三、所谓“南下”问题
前文已述,古代中亚一直不断有游牧民族,部族南下。19世纪下半叶沙俄完成对哈萨克草原兼并后对中亚进行武力征服,俄罗斯人的南下绝不同于古代的征服者。1.它不是传统的民族或种族迁徙,而是与近代殖民主义相联系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扩张;2.它不是游牧“蛮族”对高于自身文明的人们的征服,而是在经济、文化超过当地土著民的近代资本主义侵入,如恩格斯指出的:“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怎样带有种种斯拉夫的肮脏东西,但对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二都是有文明作用的”;3.它不像古代征服者那样为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征服。正是俄罗斯的征服,中亚经济、文化纳入俄罗斯文化圈,中亚由此 步入近代史。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建立,中亚的进程突出表现在:现代国界封闭了中亚与周边国家经济、文化的实际联系,中亚的总的生活方式与俄罗斯趋近,而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周边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发展方面的差距愈来愈大,具体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①哈萨克斯坦《全景报》1994年to月23日。
②土耳其《新闻点滴》1993年5月6日。
③路透社1994年10月24口伊斯坦布尔电。
④日本《亚洲研究新闻》1992年8月号。
1.中亚地区从处于殖民地地位上的落后封建时代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也就是 说,中亚作为社会主义苏联的南部边区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周边国家相对峙。
2.在苏联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亚的经济迅速发展与俄罗斯联成一体,但与俄罗斯经济仍有相当差距,并且作为资源、原料供应地的地位并未改变,经济上愈来愈依赖俄罗斯。
3.从几乎都是文盲到基本上消灭文盲,中亚的文化生活根本改观,通过几代人的推广俄语政策,语言、文化“俄罗斯化”不同程度的存在。
4.大量移民迁人,中亚各国都成为多民族共和国。特别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人和操俄语居民分别占共和国总人口的37%和47%。
中亚地区也有民族分立主义,但与波罗的海诸国情况完全不同,它的独立是被动的。 苏联解体前夕的公民投票表明,中亚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相信:联盟是统一而不可分离的,直到1993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在谈到苏联解体时还说:“我不仅感到沮丧,而且还有一种永远不能医治的创伤。中亚人民舍不得俄罗斯和斯拉夫人”。他强调:“从经济观点来看,不管是谁愿意不愿意,我们近二三十年内不得不合作生活,因为除了俄罗斯外的其他独联体成员国暂时还不能打入国际市场。比如说吉尔吉斯斯坦的98%的产品仅在独联体范围出口……所以我们不得不跟着俄罗斯走”。①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也认为:“在当今最能真正体现自己独立的又一重要标志是经济上的独立,但我们不能说自己完全掌握了一切,自以为站住脚也为时尚早”。欧之,中亚各国经济上不同程度依附于俄罗斯仍是最重要的现实,经济上脱而不离,政治上必然独而不立。从这个意义上看,说中亚重返俄罗斯怀抱,或俄罗斯势力再度返回中亚,或许未必确切。
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与俄罗斯经济联系受到极大损害,中亚许多国家经济由此大幅度下滑,危机向深度、广度空前发展。这些国家迫切希望尽快实现独联体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但各国的想法并不完全一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认为独联体仅仅是作为过渡时期的一种需要而存在,“独联体应该失去它的政治性质,而经济联系还应该保留下去。”哈萨克斯坦总统说“如果不实现一体化和重新统一,前苏联共和国的生存就会愈来愈困难”。④为此他认真设计了“欧亚联盟”的构想,其要旨在于“建立具有充分权力的政治制度以解决经济一体化问题,这些制度应该在经济、政治、法制、生态环境、文化教育等领域具有调整各国间关系的职能”。他的构想还包括联盟的首都(喀山或撒玛拉)、国籍、官方语言(俄语)以及首脑和政府领导委员会、统一议会、外交部长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等一系列联合政府式的组织机构。⑤但是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坚持认为未来的经济一体化“政治是第二位的,经济是第一位的”,对纳扎尔巴耶夫的构想持断然否定态度。卡里莫夫尤其对“统一议会”深表怀疑:“须知俄罗斯有居民1.}8亿,哈萨克斯坦只有1700万……难道俄罗斯会同意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出席拟议中的统一议会的代表人数均等吗?”虽然卡里莫夫表示自愿把中亚的领袖地位让给纳扎尔巴耶夫,但人们仍在想他们是不是在争夺未来的领袖地位。国但不管怎么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紧锣密鼓地搞三国的经济联盟,并声称这不是要搞抗衡,而是为了独联体一体化的发展。⑦
①哈萨克斯坦《维吾尔之声报》1993年3月12日。
②《独立哈萨克斯坦报》1993年6月23日。
③啥萨克斯坦哎维吾尔之声报》1992年1z月23日。
④路透社1993年8月8日莫斯科电。
⑤《哈萨克斯坦真理报》1999年6月1日。
⑥俄《独立报》1999年6月21日。
⑦俄通社一塔斯社1994年to月z1日比什机克电。
俄总统叶利钦在最近给独联体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贺信中称:“目前,独联体国家一体化的有利条件已形成”。①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一般认为这个一体化是必要的,但怎样实施却各有自己一套主张。日里诺夫斯基宣称“俄罗斯有一项南下的历史使命”,在他的那本题为《向南方的最后冲刺》一书中写道:俄罗斯军队将在“最后一次战役”中通过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一路南下,直到官兵们在印度洋洗靴子。②看来他丝毫不想掩饰自己在做沙皇南下的梦。日里诺夫斯基代表着那些极端民族主义的人们,这些人到底有多少,能否控制住整个俄罗斯民族,世人正拭目以待。日里诺夫斯基的积极支持者说:“我并不是拥护日里诺夫斯基的极右思想,而是对他的经济上的许诺有共鸣”。③“日里诺夫斯基现象”的出现恐并非偶然,和欧洲的新法西斯主义一样,总是以与经济衰退相联系的民族衰落为基础的。因此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
与日里诺夫斯基大俄罗斯主义立场相似的政客不无其人,虽然他们的言行不那么惊人的嚣张。比如刚被赦免出狱的鲁茨科伊就激烈抨击纳扎尔巴耶夫的欧亚联盟构想“只是对中亚有利。俄罗斯是头大奶牛,其他共和国靠挤奶繁荣”。他主张“大俄罗斯应在苏联的疆界内建立”,“那些拒绝加入的人应当知道,他们同莫斯科的特殊关系到此结束。不再提供免费石油和廉价的天然气,不再提供赊欠的原料,卢布区、共同经济区”,他坚信这些手段可以使这些共和国自动加入大俄罗斯。④有这种想法的人在俄罗斯可能有一批。俄《独立报》主编说:“莫斯科许多人感到不安,他们搞不懂纳扎尔巴耶夫为什么如此热心地张罗一体化,纳扎尔巴耶夫大概想愚弄可怜的母亲俄罗斯,把她吞并”。这位主编先生不无讥讽地说:纳扎尔巴耶夫在a}1 j扇关闭的门。⑤戈尔巴乔夫认为纳扎尔巴耶夫具有明确政治机构和国家机构的联盟构想是“不现实的”。他主张,首先建立斯拉夫国家联盟(或许包括哈萨克斯坦,因为那里大部分居民是斯拉夫人),然后再向新的联盟发展。⑥尽管措辞含蓄,但以斯拉夫(实际上是俄罗斯)为核心的联盟意愿是明确的。可以说这些大俄罗斯主义情绪依然是为其经济利益 所驱动。《俄罗斯周报》上的一篇谈论“俄罗斯使命”的文章就淋漓尽致地表达出这种心愿:“没有人能够帮助俄罗斯克服产生这种紧张局势的危险。它必须独立地、而且要用最自私的、最不光彩的,但却是最自然的方法,即通过捍卫自己的对外经济利益的办法来克服”⑦。
当然在俄罗斯还有另一种意见。在一篇评述“独联体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文章中,作者认为,摆脱矛盾的出路是让步,“让步是通过保留经济联系、恢复各国间正常关系的基础来稳定国民经济的手段”⑧。俄罗斯一位学者认为,那种把边远地区当作包袱甩掉拼命想通过狭小窗孔挤进欧洲的做法,“必然沦为三等国家并处于孤立状态”,是没有前途的。他寄望于不“以大国沙文主义,不是笨拙地而是非强制地并且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的情况下来实现欧亚人潜在的政治上‘欧亚主义’的那一部分人”。⑨此说有理,对于中亚各国与俄罗斯来说,振兴经济、复兴民族的机遇还是有的。眼下的问题就是在经济一体化和“欧亚联盟”的辩论中能否正确地把握这个机遇。“历史会使人吸取教训,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吸取教训,这是戈尔巴乔夫说的话,然而他本人就可能属于那些不能够吸取教训的人之列。
①俄通社一塔斯社1994年11月19日莫斯科电。
②路透社1994年1月30日斯洛文尼亚电。
③《日术经济新闻;1994年1月19-20日。
④《费加罗报》1994年10月22-23日合刊。
⑤俄《独立报》1994年9月24日。
⑥俄新社1991年10月16日。
⑦《俄罗斯周报》1993年11月3日。
⑧俄《自由思想》月刊,1991年9期。
四、经济还是决定因素
中亚的现状和历史一样,宗教、民族或种族因素发生作用,但它们终究还是受经济因素支配的。比如说,哈萨克斯坦600多万俄罗斯人(如果包括操俄语的居民在内达700万人)的地位问题成为哈萨克斯坦国内政治问题的焦点。也成为哈俄关系的焦点。这乍看起来是个民族问题。已有大批俄罗斯人从那里迁回俄罗斯,当然与民族关系有关的心理因素占重要地位,但是哈萨克斯坦的一位宫员认为“这不是离哈的全部原因,也不是主要原因。大多数人迁到俄罗斯去,依我看是因为那里生活好些、容易些”。②此说颇有道理。哈萨克斯坦确立哈语为国语,政府公文都要以哈文为淮,一些地名由俄语改成哈语,引起许多俄罗斯(包括操俄语)居民的不安。但哈萨克斯坦的一位议员认为他的选民面临着生存问题,而不是语言问题,如他所说:“生活就处于这样的状况,聋子和哑巴也得面临面包和肉食的价格暴 长”,③另有报道哈萨克斯坦操俄语工人罢工的事。据说从1993年9月以来许多工人没有得到工资,在一些边远地区人们还没有亲眼见到本国货币。问题出在独立后,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遭到破坏,企业被迫停产。文章作者甚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或者是认真改革社会,或者与俄罗斯重新恢复统一。④
总之,经济因素是决定因素。生产力紧缩、经济停滞,严重阻碍、窒息了苏联的发展和进步,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最终瓦解了苏联,近年俄罗斯以为只要以“民主”、“人道主义”替换社会主义,念一下西方舶来的“休克疗法”便可一步跨入市场经济,从而摆脱经济 滑坡、瘫痪状态,但未能如愿。经济危机一,政治危机~更深刻的经济危机的恶性循环仍在继续。这必将给依附于俄罗斯经济的中亚一些国家雪上加霜。当前中亚试图在与俄罗斯搞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发展与西亚各国的经济合作,乃是力图摆脱经济困境的努力。“北上”也好,“南下”也好,如果是抛弃宗教、民族和精神偏见,有效地排除形形色色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而仅仅是认真加强多边的经济合作,那还是有意义的,但关键是与俄罗斯人民共同寻求摆脱经济困境的切实可行的道路。
(责任编辑 常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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