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遥远的古代，俄罗斯商人就踏上了海外商业交往之路，15世纪的俄罗斯商人继承前 辈的传统，沿着艰险的山海之路曾直达南亚。
从阿法纳西·尼基京的《三海行记》中得知，俄罗斯的外交使节翻山越岭到达设立汪②，并受到了设立汪沙赫法尔木汗·亚萨尔(1462~1500年)的接见。《三海行记》证实了俄罗斯商人所描述的雷伊和巴格达(当时称巴维罗和报达)的繁荣景象。阿法纳西·尼基京用大量的波斯、阿拉伯和突厥词汇、语句展现了令人心驰神往的中东和南亚的自然与社会风情。《三海行记》不仅是语言文学的宝库，而且是珍贵的史料，说它填补了世界中世纪史的一些空白一点儿也不为过。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斯涅兹列夫斯基在1,915年写道：“威尼斯人季·康提、特维尔人阿法纳西·尼基京和葡萄牙人达·伽马的手记就是15世纪南亚国家最重要的历史资料。”③阿法纳西·尼基京的《三海行记》在俄国多次出版，广为人知，以它为题材还拍摄了艺术电影；在特维尔和伏尔加河地区都有为阿法纳西·尼基京修建的纪念碑。
在俄国文学史上，类似《三海行记》的作品非常多，许多俄罗斯诗人、朝圣者、军人、外交使节、旅行者在自己的游记或书信中都描述了东方伊斯兰世界的独特风情，虽然有些保存得不完整，但却是历史文献的珍贵组成部分，也是后来的探险家们在神奇的东方进行考察的 指南与“助手”。
当这些文字为俄罗斯社会拉开东方伊斯兰世界的神秘面纱之后，敏锐的诗人、作家和哲学家们很快将伊斯兰文化作为创作的题材；博大精深的伊斯兰文化激发了他们的思想灵感。
在俄国文化的百花园中，带有伊斯兰色彩的奇葩数不胜数，著名的就有：商人费多特·科托夫的《波斯王国旅行记》(1623年)、旅行家瓦西·莫南18世纪在东方国家旅行后写出的《瓦西·莫南回忆录》、叶戈尔·迈恩多夫的《从奥伦堡到布哈拉》(1820-1821年)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万·布宁有关东方伊斯兰国家的著作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
所有描绘伊斯兰国家风情和介绍伊斯兰文化的游记及其他文学作品唤醒了那些无缘亲见东方神奇世界的俄罗斯人的想象力，也为俄罗斯文化工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新灵感和新题材；甚至有的俄罗斯学者认为，伊斯兰理想对于解决俄国的社会现实问题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④。
二 伊斯兰教文献在俄国大量涌现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1762-1796年)下，俄罗斯帝国进入鼎盛时期。1787年，根据她的命令，俄罗斯科学院印刷厂首次印刷出版了完整的阿拉伯文《古兰经》。后来在1789年、1790年、1793年、1796年和1798年多次再版。
它不仅是19世纪俄罗斯再版书的典范，也是全欧洲的一项文化成就，得到很多欧洲的东方学家的高度评价。1800年，俄国允许印刷出版所有的伊斯兰教文献，1802年在喀山开办专门出版伊斯兰教文献的印刷厂。到1806年，已有一系列伊斯兰教的书籍问世，总印数超过4万册，仅《古兰经》就达3500册。这些出版物不仅在俄罗斯的穆斯林中间传播，而且在俄罗斯全境流传。这些书籍还成为后来巴赫奇萨赖地区、奥斯曼帝国、印度、埃及出版界的样本⑤。
在搜集古代手稿、东方货币和其他实物材料的基础上，俄国于1818年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亚洲博物馆，它逐渐成为俄罗斯最大的东方学研究中心，后来改称为东方学研究所，像列夫·托尔斯泰等一批杰出的学者和文学家曾在此从事过伊斯兰教和突厥语言的研究工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俄罗斯对东方穆斯林和伊斯兰文化的重视与尊重。
早在1817年，国家公共图书馆——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国立公共图书馆(1814年开放)就拥有来自巴尔瑙尔的40件东方文件手稿；在1828-1830年间，运到该图书馆的有关伊斯兰教的文献有：166件保存在阿尔杰宾列的手稿、148件来自阿哈尔齐赫伊斯兰教宗教学校的手稿、42份艾尔斯伦和达吉斯坦的手 抄本、18部来自波斯的手稿。俄罗斯人还在西方收购了一些伊斯兰教文稿。当然，更多的伊斯兰教文献来自中亚。到19世纪60-70年代时，俄罗斯国家公共图书馆的伊斯兰教文献蔚为大观：有8~10世纪的阿拉伯手稿；有来自克里米亚(现为克里木)、浩罕、希瓦的档案资料以及喀山、阿斯特拉罕、布哈拉、塔什干、伊斯坦布尔、马哈奇卡拉的伊斯兰教手稿。俄罗斯人还收集从摩洛哥到伊朗各个国家的有关伊斯兰教教法方面的书籍及伊斯兰教哲学家、神学家和教法学家的文稿200多件⑥。
在俄罗斯大量涌现的伊斯兰教文献为诸多作家、哲学家投身于《古兰经》和伊斯兰文化 的研究创造了条件，也为东正教教徒与穆斯林的交往和俄罗斯文化的整合打下了基础。
伊斯兰神韵为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而俄国文化的繁盛也为俄国境内穆斯林的文化认知、哲学、特殊宗教文化和心理素质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俄罗斯境内穆斯林的一体化进程，原先是不同民族的穆斯林逐渐成为一个整体。俄国的穆斯林一体化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而且还表现在文化和生活领域。俄罗斯社会出现了新的穆斯林知识界，他们不但熟悉自己的民族宗教文化，而且也了解俄罗斯文化。
三 俄国大文豪笔下的伊斯兰
俄罗斯社会对伊斯兰文化的重视引发了俄国穆斯林的民族自豪感。著名诗人加夫里拉·杰尔扎温(1743-1816年)以自己出身于金帐汗国的巴克林穆·穆尔扎家族⑦。而自豪。他对自己度过童年快乐时光的故乡——鞑靼斯坦城市喀山饱含热爱之情，其中写下了“鞑靼歌曲、走出黑暗、光芒万丈、照耀千秋”的精彩诗句。
伊斯兰神韵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1799-1836年)创作的思想源泉之一。
普希金在南方流放的岁月里，接触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契尔克斯人、克里米亚鞑靼人、阿尔纳乌特人⑧，深入观察穆斯林的生活习俗。面对这片新近并人俄罗斯帝国版图的神奇土地，诗人普希金思绪万千、浮想联翩，并欣然命笔，写下了《巴赫奇萨赖泪泉》、《高加索的俘虏》、《模仿古兰经》、《护身符》等带有伊斯兰因素的不朽诗篇。在大诗人的笔下，那些“先知的崇拜者”虽然遭遇不幸，但对未来的追求与思考永不停歇。穆斯林山民的性情和风俗，尤其是车臣人的尚武、强悍令普希金叹为观止，放声赞叹。
在叙述与伊斯兰因素有缘分的俄罗斯文豪时，不能不提及的还有以下诸位：思想大师弗拉基米尔．su内迪克托夫(1807~1873年)及其作品《哈里发和奴隶》、《致阿布吉列·卡杰 尔⑨的信》；亚历山大·波列扎耶夫(1804—1838年)的《后宫》、《黑色科萨人》和《素丹》；青年诗人米哈伊尔·莱蒙托夫(1814-1841年)将白雪皑皑的高加索山峰作为创作的挚爱素材，对东方穆斯林世界的向往溢于诗歌、叙事诗、小说和散文故事，他那壮怀激烈的抒情诗歌中的“我”就是安拉崇拜者的形象与徘徊在高加索崎岖山路上的流浪者身影的奇妙组合。
整个“黄金时代”，在俄罗斯的诗作和其他文学作品里随处可见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风光：高耸挺拔的棕榈树和椰枣树、激昂慷慨的鞑靼和高加索旋律、烈日炎炎下的骆驼商队和牧民帐篷以及落满尘土的穆斯林村庄和清真寺。
俄罗斯的“文坛盟主、诗人魁首”果戈理(1809二1852年)也有十分浓郁的伊斯兰情结，1835年他在圣彼得堡写作并出版了《果戈理文集·阿拉伯卷》的单行本，在书中，他盛赞被三大块陆地围绕着的蓝色地中海，讴歌尼罗河哺育出的古埃及文明，赞扬金字塔的庄严宏伟和木乃伊的神奇与神秘。
俄国宗教哲学家、大诗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1853-1900年)是人类一体思想(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忠实拥护者，他时刻关注着那个时代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命运。1896年出版了文学随笔《穆罕默德：其生平和宗教学说》。这位俄罗斯的思想家觉察到了伊斯兰教的真正本质和主要内容：“穆罕默德看到了唯一的真主”，“真主唯一的逻辑是要求一切信仰神灵的人们团结起来。”索洛维约夫引用《古兰经》，肯定和发展了穆罕默德寻找自古以来就有的、人类只有一个真正宗教信仰的原则，认为穆罕默德最大的功绩是谴责各种宗教制造的所谓“特殊性”。索洛维约夫在批判了一些西方人对伊斯兰教的误解与偏见后指出，伊斯兰教最大的优点就是信仰与信仰事业的不可分割性(统一性)；他坚决反对将伊斯兰教与狂热、偏执、暴力挂 钩；认为人类需要《古兰经》这样的精神乳汁，预言伊斯兰教还将继续发展并被广泛传播。
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镜子”的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也是一位伊斯兰文化迷。
在他后期的创作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精心构思了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这是反映穆斯林特殊命运的严肃话题，描写了穆斯林山民强烈的生存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
在1895-1910年的日记中，托尔斯泰经常提到穆罕默德，还写了不少赞美穆斯林山民英勇顽强、酷爱自由、自尊自信的文句。
伊斯兰神韵使俄罗斯作家一方面坚守社会责任感和人类良心，越来越自觉地同情包括穆 斯林在内的弱势群体，坚持用文学作品抒发浸润于他们胸臆的正义诉求；另一方面，伊斯兰神韵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大大拓展了他们以笔驰骋的空间。伊斯兰文化还是一些俄罗斯文学大师克服民族主义与提升思想境界的催化剂。
四 俄国文人钟情伊斯兰的缘由
俄罗斯的东正教与东方的伊斯兰教虽是两种异质的文化体系。然而，俄国文人钟情于伊斯兰世界正是出于一种浓郁的宗教情结——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
众所周知，包括东正教徒在内的所有基督徒都将巴勒斯坦作为心目中的圣地，朝拜耶路撒冷等与耶稣有关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无上 光荣。当这块土地在公元7世纪因阿拉伯帝国的崛起而成为伊斯兰教的天下之后，基督徒对它的热情却更加强烈，这就导致了西欧的十字军东征和东欧(俄罗斯)自命的“第三罗马”。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之后，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死在混战之中，其弟夫马·巴列罗格成为皇位继承人，他与子女安德烈·马列伊卢和卓娅一起隐居在罗马。1472年在罗马教皇保罗二世的撮合下，卓娅改名为苏菲亚与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结婚，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因此成为俄国的国徽。俄罗斯人自以为承担起了保卫巴勒斯坦、埃及和叙利亚等基督教圣地的神圣使命，这就是俄罗斯人格外关注中东的宗教情结。俄罗斯承担神圣使命的第一个具体举动是于1847年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为俄罗斯朝圣者服务的机构。
另外，伊斯兰文化的神秘性与俄罗斯人的天性好奇必定导致俄罗斯与伊斯兰国家的交往。可以说，双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是包括文人在内的俄罗斯人钟情于伊斯兰文化的一个重要缘由。1881年，沙皇家族成员谢尔盖大公巴维罗和康斯坦丁访问耶路撒冷，在他们的帮助下，1882年创建了俄罗斯帝国的东正教协会，协助培训俄国的阿拉伯学专家和近东国家学校里的阿拉伯籍俄语教师。在1882~1914年间，每年都有3万名俄罗斯的朝圣者到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一些道路也用俄国人的名字命名，如米哈伊罗·鲁阿伊莫、古列苏姆·奥杰·瓦西里耶夫等。阿拉伯的教育家将普希金、莱蒙托夫、列夫·托尔斯泰、安东·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拉伯人阿加凡格尔·克雷姆西(1871-1942年)和伊格纳季·克拉奇科夫斯基(1883～1951年)的科学研究和教育活动为俄国人了解伊斯兰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写出许多介绍伊斯兰教历史和阿拉伯文学的名著，成为当之无愧的俄罗斯与伊斯兰 文化交流的使者。克雷姆西写道：“伊斯兰教使微不足道的阿拉伯部落成为世界强国；伊斯兰教在历史上有着伟大的功绩。”⑩克拉奇科夫斯基研究并介绍了成千册的中世纪阿拉伯手稿，为俄国读者翻译了《古兰经》和数不胜数的伊斯兰宗教哲学著作及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他因此也获得了苏联颁发的奖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穆斯林作家的文学创作也高潮迭起。苏联学者高度关注并大量翻译穆斯林作家的文学著作。根据苏联中央统计局的资料，苏联在75年间共出版了621种阿拉伯文著作，总印数达41亿册，用原苏联的36种民族语言发行39．4万本。凡是著名的穆斯林作家的著作在俄罗斯都能见到，其中的一些名著还再版10多次。埃及作家卡马罗·亚·卜辛苏的《泽里·巴拉卡特》翻译成俄语后，很快销售一空。阿尔及利亚作家阿特·达赫尔·瓦达尔的小说《杜茨》仅在1980-1986年间就用俄语、乌克兰语和乌兹别克语出版7次，总印数达35万册。1987年，苏联顺利完成了蔚为壮观、多达12卷的《亚非作家作品选》，每卷的印数是5万册。遗憾的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翻译成俄语的伊斯兰国家的著作明显减少，研究伊斯兰文化的俄专业学术机构常常得不到资助，许多刊载伊斯兰文化研究成果的报刊转为刊登广告和廉价的通俗文学作品。
但由满怀热情的历代俄罗斯东方学家用200年心血创建的伊斯兰学术大厦绝不会在21世纪坍塌。据笔者所知，在俄罗斯科学院和许多高校的东方学研究中心，研究伊斯兰历史文化、宗教哲学和文学的热情依然不减，并且硕果累累。
(责任编辑：李丹琳)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教授、暨南大学专门史博士。
①俄罗斯著名城市，曾称加里宁。
②南高加索地区。
③[俄)耶尔马科夫：《俄国文学中的伊斯兰》，《今日亚非》(俄文)2002年第1期。
④[俄)耶尔马科夫：《俄国文学中的伊斯兰》，《今日亚非》(俄文)2002年第1期。
⑤[俄)格拉罗达：《俄罗斯与伊斯兰：相互影响的丈化》，《东方》(4~)2000年第5期。
⑥同上。
⑦穆尔扎是15世纪鞑靼国家封建贵族的称号。
⑧阿尔纳乌特人是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移民。
⑨阿布吉列·卡杰尔是阿尔及利亚的埃米尔。
⑩[俄)耶尔马科夫：《俄国文学中的伊斯兰》，《今日亚非》(俄文)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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