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8月20日）
1968年 8月 20日深夜，11点多钟。
一架苏联民航客机飞抵布拉格上空。飞机上的无线电向地面上的鲁津机场发出信号：由于飞机发生机械故障，请求在鲁津机场迫降。情况紧急，鲁津机场的地勤人员没有犹豫，立即发出信号：同意迫降，并采取措施，引导苏联客机在机场降落。
飞机顺利降落，其动作麻利、流畅，不像发生故障的样子，机场工作人员并没有什么怀疑。但是，这架飞机降落后，不是停在跑道上，而是径直滑到了机场大门前，飞机上迅速跳下几十名荷枪实弹的苏军突击队员。他们手持冲锋枪，几分钟时间就占领了机场的指挥系统。由于苏联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国，而这一切又进行得极其迅速，他勤人员根本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就成了苏军的俘虏。几分钟之后，苏联第24战术空军集团军的安东诺夫式巨型运输机，在他们的引导下，一架一架地降落了。鲁津机场以每分钟一架的速度，迎接苏联“老大哥”的到来。大量的坦克、装甲车和士兵，从飞机的肚子里爬了出来，稍事集中后，他们即在苏联驻捷大使馆人员的带领下，向布拉格的各个要害地区出发，而其目标主要是捷共中央大厦、政府各部门的办公大楼、布拉格的广播电台，以及特定的军事设施，等等。
与袭击鲁津机场同时进行的，是华沙条约各国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向捷克斯洛伐克进击。包括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和波兰、匈牙利五国军队的军事集团，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北方、东北方和东面、南面，向捷克斯洛伐克分进合围，他们迅速占领了捷克的各个战略要地。当年，华沙条约各缔约国为了对抗美国和西方的侵略，结成了同盟，捷克斯洛伐克也是这个同盟中的一员，可是，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竟然成了同盟第一个军事目标。
整个入侵计划表现出华沙条约军队高超的战略艺术和指挥才能。入侵计划是由华沙条约军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亲自制订，而其执行者则是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全苏陆军总司令巴甫洛夫斯基。雅库鲍夫斯基元帅制订的计划周到，而巴甫洛夫斯基执行的方案也很细致。大到战术核武器，小到部队使用的流动厨房，他们都考虑到了。在入侵开始后的48小时内，巴甫洛夫斯基共投入了华沙条约部队的24个师，近20万人。投入第一期行动的部队中，苏联师占16个，波兰师3个、东德和匈牙利师各2个，保加利亚师l个。盟国的军队主要夹在苏联师里面行动。这支部队，不用说对付小小的捷克斯洛伐克，就是打一场世界大战，也差不多够了。要知道，一下子出动20多个师与苏联军队对抗，北约还真有难处。不过，我们并不用指责苏联人杀鸡用了牛刀，因为捷克斯洛伐克虽小，但其部队的战斗力却是有目共睹的。在华约国家中，捷克斯洛伐克拥有20万精兵，是仅次于苏联的军事强国。虽说克格勒事先已经肯定，这一次行动不会遭到抵抗，但是他们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出动了这么一支庞大的部队，同时，30万后备部队已经进入一级戒备状态，不过，他们的目标却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如此规模的行动，要瞒过北约，恐怕也不大可能。虽然这是华约自己的事情，但万一美国对苏联产生什么误会，动起干戈来也不是好玩的。有备无患，苏联人索性做一番准备。事先，他们派出了驻华盛顿大使多勃雷宁，让他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解释一下，然后，又按惯例，对北约的通讯设施和警戒设备施放干扰。北约军队已经习惯于这种干扰，当北约的雷达上面出现一层雪花的时候，北约的情报部门并没有介意，他们以为这只不过是又一次军事演习。两个小时后，他们从布拉格的电台里听到苏军已经人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消息时，无不目瞪口呆，继而又不得不对苏联高超的战略欺骗本领表示叹服。要知道，北约一直在监视着华约部队的一举一动。头上，间谍卫星和间谍飞机在对华约部队的调动情况进行拍照；地上，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电子监视设备也在对华约的军事通信进行监听，无论苏联是通过无线电发射，还是通过微波传递，北约都有一套卓有成效的办法对付，而西方国家的间谍更是在华约各国活动，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要瞒过北约，还真是不容易。可是，这一次北约竟然又上了当。北约虽然注意到苏联今年夏天的行为特别奇怪，军事演习频频进行，可是，北约部队竟然一次也没有进入戒备状态。难怪有人说，这一次遭到突然袭击的不仅仅是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的行动对北约也是一次突然袭击。
当华约入侵的消息传进捷共中央大厦时，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开会。听到入侵的消息，主席团出现了混乱，但大家很快就镇静下来。随后，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下令起草一份《告全国人民书》，把“盟国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消息告诉人民。8月21日凌晨1点20分，布拉格电台开始广播这份《告全国人民书》。布拉格人民从广播里听到：“1968年8月20日晚11时许，苏联、波兰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军队超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界，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团、政府主席团和党中央第一书记对此一无所知。”主席团号召全国人民保持平静，不要抵抗前进中的外国军队。
几个小时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却从另一个电台听到了不同的声音。这个所谓的“伏尔塔瓦电台”广播了苏联塔斯社的声明。声明说：应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邀请，苏联及其盟友的军队已经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击退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声明还说，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影响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切身利益，此次活动“符合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间缔结的同盟条约中规定的各国有权单独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原则”。
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并不这么看。他们从睡梦中被惊醒，得知了侵略者入侵的消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立即乘汽车前往老城广场和瓦茨拉夫广场，对侵略者进行示威。在行动之前，侵略军以为自己的行动会得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欢迎，但他们发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并不欢迎他们。他们向坦克吐唾沫，扔脏东西，放火焚烧坦克，在坦克上画上希特勒的十字。此情此景，让以“解放军”自居的侵略者百思不得其解。
捷共中央主席团起草了《告全国人民书》后，切尔尼克总理离开了捷共中央大厦，到河对岸的总理办公室去。他要在那里召集一次政府会议，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合法政府还在行使自己的权力。而杜布切克也拒绝了让他赶紧逃难的请求，留在中央大厦一步不走。这一招大大出乎侵略者的意外。他们以为，平时看起来比较软弱的杜布切克关键时刻一定会惊慌失措，会像1956年匈牙利总理纳吉·伊姆雷那样，在苏军到来之前进入外国使馆避难。这样，他们就可以成立“合法的”新政府了。杜布切克此举让他们的希望化为泡影。又过了一个半小时，侵略者终于闯进了中央大厦。在苏联大使馆车辆的引导下，几辆苏联坦克和装甲车包围了捷共中央大厦，炮口对准了大楼。荷枪实弹的士兵冲进杜布切克的办公室，将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们包围起来，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们的后背。这种现象在“野蛮时代”是屡见不鲜，但我相信这是人类社会步入文明时代以来的第一次，一个主权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在侵略者的枪口下举起双手，接受了入侵者的“保护”。当然，在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向一个人侵者举起双手，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从这时起，一个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复存在了。难怪有人说，1968年苏联的行径与1939年希特勒的行径惊人地相似。
苏联的坦克埋葬了“布拉格之春”，也埋葬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热情。诺沃提尼垮台。捷克斯洛伐克要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告别。杜布切克的目标是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布拉格之春开始。
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其根源深种于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1945年，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分别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东西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民族阵线政府。新政权中，共产党取得了优势地位。随后，在决定捷克斯洛伐克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冲突。1948年2月，政府中的资产阶级部长辞职，共产党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了政权，这种途径有别于东欧其他国家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道路，有着鲜明的捷克斯洛伐克特点。至此，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为期四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实验”。
从某种意义上讲，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是苏联与美国冷战的产物，没有苏联与美国的冷战，没有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就没有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社会主义选择。当捷克斯洛伐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苏联模式理所当然地成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学习的对象。这种肇始于斯大林、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被冠之为“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的最大特征是：高度的国有化，土地的合作化，政治上的高度集权。这种模式最初在捷克斯洛伐克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斯大林模式本身存在不少缺陷，这在30年代的苏联已经表现出来，只是由于战争的掩盖，其缺点不怎么明显罢了。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也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改革不合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清算斯大林主义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破坏，平反冤假错案，逐渐成了东欧人民的共识。在这方面，南斯拉夫迈出了第一步。但南斯拉夫的实验不容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世时，南斯拉夫被情报局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情报局此举，也开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干涉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恶劣先例。在苏联的压力下，东欧各国开始在党内清除“铁托分子”，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一幕在东欧重演。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鲁·斯兰斯基被指控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被押上了断头台。东欧各国的改革要求被压了下去。
1956年，苏共20大召开。会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的事实，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巨大震动。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苏联自己开始了非斯大林运动，赫鲁晓夫开始探索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这些举措对捷克斯洛伐克无疑是一大触动。人们希望通过改革，找出一条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国情、有捷克斯洛伐克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奥塔·希克进行了探索。他提出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改革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对职工实行奖惩制度，等等。但是，希克的主张还没有系统化，更没有得到全面推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就大举发动进攻，改革夭折了。
当时，执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权力的是诺沃据尼。他是党的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他在当政期间，大搞个人崇拜，培植私人势力，忠实执行莫斯科的指令，是苏联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代理人。对斯大林模式的任何改革都势必触犯他的利益，他对改革进行压制，从而触犯了众怒。1967年10月30日，捷共中央召开中央全会。会上，以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指责诺沃提尼保守，经济改革不力，政治上压制民主，民族问题上压制斯洛伐克民族，对外关系上依赖苏联。改革派强烈要求摆脱苏联的控制，发展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类型的社会主义。但是，10月全会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捷克斯洛伐克陷入进一步的危机之中，罢工、罢课、示威游行时有发生。诺沃提尼下台，为改革扫清道路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诺沃提尼请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前来保驾。12月8日，在捷共中央全会召开前夕，勃列日涅夫飞抵布拉格，与捷共多方面人士进行接触，但这些人物中没有杜布切克。在会见时，勃列日涅夫多次提到杜布切克的名字，问起他的情况。对于苏共中央是否支持诺沃提尼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他一直避而不答。这让诺沃提尼十分紧张。他知道，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莫斯科的支持，他在捷共中央的位置是没有希望坐稳的，而只要莫斯科对他的政策表示首肯，那么杜布切克的能量再大，恐怕也不能撼动地诺沃提尼一根毫毛。现在，勃列日汉夫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不表态，可把诺沃提尼急坏了。难道莫斯科真的不知道，在捷克斯洛伐克，只有地诺沃提尼才是真正的莫斯科的代言人吗？而杜布切克，是注定要离开莫斯科的路线的。
12月9日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举行宴会，招待款列日涅夫。引人注目的是，作为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人，捷克斯洛伐克风暴的另一个源头，杜布切克依然不在座。当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勃列日汉夫站起来说，他即将离开布拉格回国了，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内部的权力斗争，他说，“同志们，这是你们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苏共和苏联不干涉你们的内政。”一句话决定了诺沃提尼的命运。他原先以为，勃列日涅夫会支持他，挫败改革派的夺权阴谋，哪知道适得其反。当然，勃列日涅夫说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内部事务，这只是一句冠冕堂皇的借口。也许，他通过与捷克斯洛伐克各方面人士接触后，觉得诺沃据尼大势已去，不值得他花力气去扶持。但真正的原因是，他对杜布切克并不了解，杜布切克上台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外交政策还是一个未知数。杜布切克可能会挣脱苏联的控制，但也可能不会。从潜意识里，他不相信杜布切克这样一个人物会有勇气与莫斯科分道扬镜。而对诺沃提尼，他还是了解的。这个人不会离开莫斯科的轨道，但是，诺沃据尼与莫斯科的三驾马车有“一箭之仇”。当动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联头号人物时，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对勃列日涅夫表示祝贺，只有不识时务的诺沃提尼向那个倒霉的赫鲁晓夫发去了一份慰问电报。这样的人，扶他作甚！
1968年1月5日晚上9点，布拉格电台广播：解除诺沃提尼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由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继任。布拉格之春拉开了序幕。
1月21日，捷共中央委员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劳动报》发表文章：“我们必须坚决纠正、调整和克服过去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我们不能容许再发生这种情况。关于问题应如何解决的不同观点必须按照党章规定，用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决不要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高级领导职务不应是终生的……在经济领域中，必须将经济改革坚决继续推行下去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发展……在社会领域，必须恢复民主，必须创造一种自由交换意见和互相争鸣的气氛，让最有价值的先进思想战胜保守落后的思想。”随后，斯姆尔科夫斯基又在各个场合发挥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勇敢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探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2月22日，在庆祝1948年2月事件20周年的大会上，杜布切克说，捷“还有一系列悬而未决和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应该找到“真正符合客观需要的正确方法”。
3月21日，诺沃提尼辞去总统职务，一周后由斯沃博达接任。捷共中央主席团公报指出：捷克的民主化“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将拒绝任何分裂或削弱社会主义进步的企图”。翌日，捷共中央完成了人事调整。
3月28日～4月5日， 捷共中央全会讨论了党内和当前的社会形势、 捷共《行动纲领》草案和为50年代被非法判刑的人员恢复名誉问题，通过了党的《行动纲领》，强调纲领的制定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出发的。纲领的意义深远，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十分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典型。纲领提出，要改革党的领导体制，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实行联邦制，发挥民族阵线的作用，改革旧的经济体制，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说捷将“根据国际力量的实际对比来制订自己对于世界政治的基本问题的观点”，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是“在互相尊重、主权、平等和国际主义团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实行和平共处政策。
对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自己有过各种不同的评价。大喜者有之，大悲者有之。有人说：“你们现在看到的不过是两个冬天之间的春天而已。”“我们应该面对现实：俄国人到底能容忍杜布切克多久？”事实证明，这种悲观的看法更贴近现实。
捷克斯洛伐克人是以喜悦的心请来迎接杜布切克倡导的改革的。政府的改组给了他们希望，一种如拂春风的感觉，萦绕在他们心头。可是，这种感觉没有持续多久。杜布切克指挥的大合唱中，很快就掺杂进不和谐音符。这种不和谐，来自莫斯科。这让捷克斯洛伐克人觉得，希望的岁月里，其实也充满了烦恼：苏联人能容忍布拉格的春天开花结果吗？在东欧，希望的春天已经不止一次来临，但每一次都是在莫斯科的寒流扼杀下，过早地结束了。人们记起了1956年的波兰，记起了1956年的匈牙利。当年，这两个国家的改革势头，可并不比捷克斯洛伐克差。可是，波兰的改革逐渐堰旗息鼓了，而匈牙利的改革火花，则在苏联军队的坦克碾压下彻底熄灭了。这一次，轮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会怎样呢？作曲家什特利尔说：“你们现在看到的不过是两个冬天之间的春天而已。”一位普通的布拉格妇女抑制住自己的喜悦心情，告诉别人：“我们应该面对现实：俄国人到底能容忍杜布切克多久？”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勤列日涅夫对杜布切克并不真正了解。他支持杜布切克，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赌博。他当然希望自己押的宝是正确的。但是，没过多久，他就为自己的选择后悔了。
杜布切克上任的第二天，克里姆林宫发来了电报。勃列日涅夫在电报中，对杜布切克的当选表示了“热烈的祝贺”，苏共中央“坚信”，苏捷两国人民之间“兄弟般的诚挚友谊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且月29日，杜布切克应邀访问莫斯科。在那里，他会见了勃列日涅夫和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表面上，他去莫斯科是为了与苏联人讨论一些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实际上，他去莫斯科是为了接受莫斯科的“任职审查”。长期以来，东欧国家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更替都离不开莫斯科的首肯。1956年波兰共产党决定为哥穆尔卡平反，并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就遭到了苏联的反对。当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自带领一个代表团，不经邀请就要参加波兰共产党中央全会。杜布切克上任后首先出访莫斯科，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在莫期科，杜布切克向苏联领导人保证，捷克斯洛伐克与华沙条约组织及经互会的关系不会因本国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变化。杜布切克的诚恳赢得了莫斯科的信任。双方发表的公报称：这次访问是“热烈友好，诚挚的，对会谈中涉及的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这表明杜布切克与莫斯科开始了蜜月时期。可惜，这段蜜月为时太短了。随后，杜布切克与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进行了会面，向他们介绍了捷国内的局势和捷共的改革方针。杜布切克曾经想获得哥穆尔卡和卡达尔的友谊。在东欧国家中，除了铁托外，哥穆尔卡是最早起来反抗莫斯科控制的代表人物。他的上台违背了莫斯科的意志，他还明确对赫鲁晓夫说过，波兰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建立在国际工人团结、相互信任和权利平等的基础上，每一个国家都应获得充分的独立和自主。他还说，波兰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他的观点，同杜布切克所要做的事情实际上并无太大的差别，杜布切克将这样的人引为同道，也就不值得奇怪了。而卡达尔虽然是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由莫斯科扶植上台，但他历来就是一个稳健派，并不保守。杜布切克也愿意与这样的人谈心。在东欧各国领导人中，捷共有意忽略了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
但是，随着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不断深入，苏联人越来越以狐疑的眼光看着布拉格之春。他们发现，捷共在“改革”道路上越走越远了。杜布切克的改革矛头竟然首先指向内务部，而内务部是典型的苏联模式的产物。即使是胆大妄为的赫鲁晓夫，也没能真正撼动秘密警察的根基。捷共中央进行改组，事先竟然不通过莫斯科，这是史无前例的。新闻检查制度取消了，各种各样的文章。五花八门的思想可以随意在报纸上亮相，前任外贸部副部长，刚刚出狱的埃·洛布尔在一篇广播评论中竟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要多长时间才能调整好它在经济领域中与苏联的不平等关系？还有，杜布切克口口声声说要建立一个“人道的社会主义”，难道以前的社会主义就不人道吗？杜布切克这个口号，在捷克斯洛伐克也许可以鼓动人心，但对其他的原有轨道上运行的兄弟国家，明显是一个威胁。要是各个国家都像捷克斯洛伐克这么动起来，那将如何是好？布拉格发生的一切，与莫斯科是那样地格格不入。还有，杜布切克的步幅如此之大，他究竟要走向何方？
种种迹象表明，布拉格之春的目标是对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曾经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革命引路人的苏联，现在成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对象。也许，捷克斯洛伐克通过这场革命将走向“人道的社会主义”，但莫斯科在这场改革运动中将一无所得，而其苦心营建的社会主义阵营，极有可能在布拉格的改革声中化为废墟。
不能再看下去了。莫斯科迅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3月23日，杜布切克前往德国的德累斯顿，出席华沙条约国家领导人会议。塔斯社发表的公告说，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听取布拉格汇报情况。会上，勃列日汉夫、哥穆尔卡和乌布利希、日夫科夫、卡达尔等人对杜布切克进行了围攻。他们逼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引向何方？杜布切克试图说服他们：通过改革，捷克斯洛伐克将有可能变成西方世界眼中的“社会主义橱窗”，改革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哥穆尔卡竟然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说：“杜布切克同志，您究竟在说什么？我们对西方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欧洲的形势至少要‘冻结'50年。我们感兴趣的只是保护我们已有的东西，即捍卫我们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边界。因此，我们没有权利进行任何试验。我们在波兰已经看到，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哥穆尔卡的举动让杜布切克感到非常震惊。这就是那个被苏联人撤职并在监狱里关了三年的哥穆尔卡吗？这就是那个顶着莫斯科的压力，说要走波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哥穆尔卡吗？难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可以和谐地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杜布切党真的感到难以置信。
： 莫斯科已经对杜布切克失去信心，但是，它并不想过早地让外界了解到他们之间的分歧。会后发表的新闻公报刻意掩饰与会者之间存在的裂痕。公报称，会议是在“真诚的友谊、平等、互相信任、互相支援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上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塔斯社说，“与会者表示相信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将……保证该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杜布切克承认，在德累斯顿，确实有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事业可能遇到危险表示担心，但是他已经向他们作了解释。
捷共中央4月全会召开后，莫斯科整整一个星期对布拉格发生的事情保持沉默，4月9日～10日，苏共中央开会。会议听取了勃列日汉夫所作的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报告。据报道，勃列日汉夫特别谈到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官方发表的会议公报特别强调了“德累斯顿会议的重大意义”，并表示“我们党将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国防上的不断加强而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这意味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情，也是苏联的事情。如果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了问题，苏联也有义务帮助解决。这实际上是后来被称之为“勃列日汉夫主义”的思想的最早表述。
4月12日，《真理报》终于开始报道一周前的捷共中央全会了。保守派的言论成了填理报》报道的重点。同一天，《真理报》又用两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长文，论述保卫思想的纯洁性，警惕“修正主义”的危险。修正主义指的是谁？明眼人一看就知。《真理报》还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企图搞多党派自由主义。”
30日，《真理报》再次发表长篇评论，对捷“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活动表示不安”，指责破坏分子在进行自由化改革期间“反共的歇斯底里”大发作。
5月4日，杜布切克访问莫斯科。会谈中，勃列日涅夫尖锐批评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的发展，但杜布切克拒绝了苏方的指责。双方不欢而散。
5月8日，苏联、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和波兰五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局势。杜布切克没有受到邀请。会谈中，苏联提出，要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经济制裁，必要时也要进行军事干涉。5月13日，《真理报》就华沙条约签订13周年发表社论，说“社会主义的敌人正在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社会”，苏联和东欧四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是“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的继续和发展”，矛头已经直指捷克斯洛伐克。
6月4日一14日，捷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访问莫斯科。会谈结束时，勤列日涅夫单独与斯姆尔科夫斯基谈话。据说，勃列日涅夫眼含热泪对斯姆尔科夫斯基说，苏联从来没有想过要阻止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但实际上，勃列日涅夫对斯姆尔科夫斯基表示，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局势十分担心，对捷共1月全会将杜布切克选举为第一书记表示不满，暗示杜布切克不宜担任这个最高职务。勃列日涅夫话锋一转，开始赞扬斯姆尔科夫斯基40余年的革命经历，说苏共中央过去对他的经历不太了解，
在德累斯顿会议上对他进行攻击是错误的，请他原谅。但其真实的含义却是，斯姆尔科夫斯基可以站出来勇担大任，取代杜布切克。但斯姆尔科夫斯基太不“识相”，他当即拒绝了勃列日涅夫的“好意”，说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局势是发展得很快，但是，杜布切克能够控制局势，他是一个真正的领袖。这样，勃列日汉夫只好放弃了。
莫斯科已经下决心搞掉杜布切克，可是杜布切克却心存幻想。只要捷克斯洛伐克不偏离苏联的轨道，不站到华沙条约组织的对立面，莫斯科该不会对布拉格下毒手吧？毕竟，现在已经是1968年，而不是1956年了，而他杜布切克也不是伊姆雷·纳吉，纳吉公开要求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可捷克斯洛伐克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尽管改革要求捷克斯洛伐克确立一种新的对外关系，包括捷苏关系，但是，捷苏同盟毕竟是捷克斯洛伐克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他相信，只要他对捷克斯洛伐克走得过远的舆论约束一下，不让1956年匈牙利的动乱局面重演，想来莫斯科不会对捷克斯洛伐克大动干戈。因此，当《文学报》发表了由七十余名知识分子签名的《2000字宣言》，并提到，如果外部势力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干涉，他们就支持政府，而且是“手拿武器支持它”，杜布切克立即与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和民族阵线主席克里格尔商议，必须平息克里姆林宫的怒火，不给它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的借口。捷共中央主席团必须尽快发表声明，对《20字宣言》进行公开谴责。在随后发表的捷共中央主席团“1000字声明”中，主席团声明，尽管〈20字宣言》的签名者没有破坏的企图，不是反革命，但它试图唤起人们的狂热，这是对整个民主化进程的明显威胁。第二天，杜布切克再次谴责了《2000字宣言》。但是，莫斯科的怒火并没有平息下去。
接二连三的军事演习，让局外人感到十分迷惑：莫斯科怎么啦？难道他们真的患上了演习症？实际上，这是莫斯科掩人耳目的一种手法。
莫斯科已经公开对“犯规者”发出了警告，但是，在它看来，警告的力度太小，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它决定来一点硬的。这就是施加军事压力，必要的时候进行军事干涉。这一步，勃列日涅夫早已想到了。
捷克斯洛伐克人也意识到存在军事干涉的危险。从法国《世界报》传出的消息称，4月25日，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将军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称，只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请求，苏联军队随时可以采取行动。很多报刊转发了这条消息，布拉格电视台也作出了反应。第二天，苏联新闻专员舒拉夫洛夫在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会上，他气势汹汹地质问电视台台长伊日·贝利康：“您怎么竟把这条消息给捕了出去？”
贝利康说：“这条消息已经到处传遍了。不过，您只要请莫斯科的同志们辟一下谣就好了。我建议您本人在电视上表个态，或者最好以叶皮谢夫将军的名义发表一个保证声名，这样就能使舆论平息下来。”
可是舒拉夫洛夫却说：“这是赤裸裸的挑衅，您在玩弄敌人的花招。”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打算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干涉。”
贝利康立即说：“我要马上把这件事转告大家。”
舒拉夫洛夫却说：“伊日·贝利康，请您不要插手，这不是您的事。”他接着说，“您所应该做的事是表明您对使您获得解放的苏联的友谊，而不是去相信那些尽人皆知的反苏间谍，如《世界报》编辑所散布的话。”
4月底，布拉格接待了两位不速之客。他们中，一个是华抄条约组织的总司令、苏联元帅雅库鲍夫斯基。据说，他来到布拉格是为了会晤捷克斯洛伐克新的党政领导人。但是，人们注意到，这个月他已经两次来到布拉格了。第二位客人则是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捷克斯洛伐克人对他的印象不好，保加利亚是春风从来吹拂不到的地方，这其中，日夫科夫功不可没。据说，他之所以来到布拉格，是为了签署新的保捷友好条约，但其真实目的没人知道。
5月4日，捷国防部长楚尔宣布，华约各国军队将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进行一场联合军事演习。这证明了捷克斯洛伐克报纸的猜测：雅库鲍夫斯基来布拉格是为了组织一次军事演习。不过，楚尔含糊其辞地说，演习的规模还没有确定，可能是一种参谋演习，而不是那种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种演习，只有参谋人员参加，至多加上为数不多的观察班和通信兵，只在特定的军事基地内进行。但是，这个消息无疑给捷克斯洛伐克人当头泼下一盆冷水。在这种敏感时刻，莫斯科要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军事演习，这不是给布拉格的党政领导施加压力吗？有一位捷克人就担心地说：“放他们进来之后，谁知道他们还走不走？”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此后，军事演习就像一个恶梦，一直萦绕在捷克斯洛伐克人心头。
有关演习的消息不断传来。来自波兰。东德的报道说，苏联军队正通过坦克开道，从波兰问捷克斯洛伐克快速推进。敏感的新闻记者开始考虑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一位驻布拉格的美国记者则奉命写一篇电讯，讨论捷克斯洛伐克是否有可能变成第二个越南。这决不是把人忧天。不过，杜布切克对老大哥的这种行为也不便置噱。相反，他还得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电台向外界公布：“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事先曾得到关于华沙条约军队在波兰南部进行正常调动的消息。记者继称，捷克斯洛伐克政界人士认为，某些通讯社的报道，把这种部队调动说成是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的，乃是一种政治挑衅。”这当然不是真的，事实上，直到5月9日晚上，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报部门还不知道华约军队将要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天早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才从华沙条约组织驻布拉格的联络官口中得知，部队调动正在进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愿让公众惶恐不安，于是只得采取这种方式，公告民众。
可是，莫斯科并不理会杜布切克的好意，它继续给杜布切克难堪，让他下不了台。苏联军队迫不及待地涌进了捷克斯洛伐克，尽管规定的演习日期是在6月上旬，但楚尔于5月24日宣布华约军队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境内进行演习，其目的是“检验华约部队的战斗准备状况”，但演习的规模和时间，连这位国防部长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一会儿说，这只是一次参谋演习，参加者只有通信兵，一会儿说将有人数很少的部队参加演习，每一个师建制的部队将有几百人代表，但这种师级部队将有10个之多、这样，参加演习的人数将达到3000人。捷外交部长哈耶克的说法又是一套。他反复地说，演习将没有战斗部队参加。所以，没有人知道这次演习的性质究竟如何。但不管捷克斯洛伐克人怎么看待这次演习，苏军随后就开了进来，接着，匈牙利军队、波兰军队、东德军队也跟着进来了。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捷克斯洛伐克逼了过来，到底有多少人，连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报部门也弄不清楚。
通信兵来了，警戒部队也来了。6月初，楚尔又接到一个秘密要求：让苏联的坦克和飞机参加这次“参谋演习”。然而，不待楚尔同意，苏联的装甲部队和空军部队就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就如同在苏联本上一样方便。这哪里是什么参谋演习，分明是一场大规模的实兵演习。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已经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各个战略要地，军用机场也落入他们的掌握之中。苏联军队配备的无线电装置，可以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广播电台进行干扰。而且，连捷克斯洛伐克人自己也不允许了解那些地区发生了什么事情。切尔尼克要与雅库鲍夫斯基通电话，但得到的答复竟然是，这只有通过莫斯科才能办到。岂有此理！作为一国总理，切尔尼克要与驻扎在本国的外国军队领导人通话，竟然要向莫斯科请示！
苏军看来是不准备走了。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担心成了现实。一部分军官甚至带来了家眷，他们在附近征用了民房，过起了舒适的小日子。如果这个时候莫斯科决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那么，它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办到。
6月18日，演习如期开始。7月1日，布拉格电台宣布，华约的军事演习已经结束。3日，雅库鲍夫斯基说，演习达到了它的预定目的，部分苏联军队开始撤出。但是，苏军的调动是神秘的，也是矛盾的。雅库鲍夫斯基说苏军已经开始撤退，但布拉格人却看不到军队撤退的迹象。相反，一些有经验的人却看出，苏军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设施不是临时性的，这意味着它们随时会卷土重来。这种担心很快变成了现实。在雅库鲍夫斯基宣布演习结束9天后，《真理报》宣布，华约的军事演习刚刚结束，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就发表声明，说由于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的担心，部队的撤离将推迟一段时间。这种说法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军事演习是为了向捷克斯洛伐克当局施加压力，而且，如果威胁不能取得既定的效果，那么，军事干涉也是在清理之中的。
“参谋演习”结束了，代号为“天盾”的反空袭防御演习又开始了。这一次还是沿着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展开，目标仍然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又向杜布切克发出邀请，要求他参加在华沙举行的最高级会谈。但捷共中央主席团拒绝了。它也看出，苏军长期呆在国内不走，不是一个办法。它答复说，参加会谈可以，但是，捷共只参加双边会谈，也就是说，由苏共和捷共面对面地进行谈判，而不参加苏联纠集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围攻，而且，苏军必须撤出捷克斯洛伐克。捷军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中将建议，彻底改组华沙条约组织，缔约国在组织内应享有平等的一票，华约是一个军事组织，不应为政治目的服务，言下之意是，不应用华约对成员国施加压力，使之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但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华约国家却明白地对普尔赫利克的说法进行了驳斥。7月16日，布拉格公布了华约组织的一封信，该信十分明确地表示，华约虽然是一个军事组织，却肯定要在政治上起作用。信中说：“我们深信，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势力对你们党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的进攻，有使你们的国家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危险，从而危害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这句话开宗明义，断明了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性质：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势力对社会主义的进攻，而且，也是对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破坏，布拉格之春表面上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但已经威胁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该信接着说：“我们不能坐视敌对势力把你们的国家推离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引起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危险。这已经不是你们一国的事情了，这是我们参加华沙条约的所有国家的共同事务。”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失去控制，由大家庭的家长出面，邀请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些小兄弟，帮助捷克斯洛伐克脱离危险，也是理所当然的。这里实际上已经为后来的军事干涉找到了理论根据。该信最后说：“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和主权……我们深信，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基础的威胁正在危害着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的切身利益，这样的局势已经出现了……我们每一个党都不仅对本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负责，而且也对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负责，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针对莫斯科无中生有的指责，布拉格进行了有节制的驳斥，不同意华约国家将布拉格的改革运动称为反革命活动，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也没有遇到什么直接危险，不存在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可能性。捷克斯洛伐克愿意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联盟，但是，这种联盟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莫斯科曾邀请捷共中央主席团于7月22日或23日到苏联某地参加双边会谈，地点可以在莫斯科、基辅或利汉夫。但是这个要求为捷共中央主席团一口拒绝：不到苏联境内参加什么会谈，要谈，就在捷克斯络伐克境内谈。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担心苏联趁会谈之机将捷共中央主席团一网打尽。捷方的答复是：必须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会谈，而且，苏军必须全部撤出捷克斯洛伐克。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一次莫斯科竟然同意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真理报》说，捷共领导人虽然还没有意识到反革命的危险，但已经表现出愿意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的愿望，因此，苏共中央同意了捷方的要求，并且说，这样一次会谈是有建设性意义的。同时，《真理报》又对“受到帝国主义反动派鼓励和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右翼反社会主义势力”进行了攻击。7月22日，镇理报暄布，苏军已经全部撤出捷克斯洛伐克，为会谈创造条件，但第二天，一名英国记者就在斯洛伐克中部的齐尔纳城以东地区发现了一支2000人的苏军部队，他们配备了装甲车、坦克和迫击炮，这表明苏联的撤军是不可信的。同一日，莫斯科又宣布，苏联将在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乌克兰地区和俄联邦西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地区，开始一场支援和供给部队的大规模演习，预定的演习将由巴格拉米扬元帅指挥，目的是为后方设施的组织、为前线部队军需品的运输和武器装备的修理制定规程。为了这一次演习，苏联征召了部分后备役部队，并征用了部分民用交通工具。
1968年夏季，莫斯科通过一连串的军事演习作好了入侵准备，而此时的杜布切克，对这一切还蒙在鼓里。至于说西方情报机构，他们虽然发现了苏联军队调动情况，但对于苏联的意图，他们仍然是一知半解。苏联的军事演习是为了向杜布切克施加压力，逼迫他改弦更张，还是一次真正的入侵的准备工作？西方情报机构拿不准。只有在6月份，西德情报机构以比较肯定的语气报告过：“东欧国家部队的训练活动是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作准备。”但是，在时间的判断上，北约普遍认为，苏联进攻的时间将是9月份，捷共中央全会预定在9月9日召开，估计苏联不会在此之前动手。事实上，他们都错了。
切尔纳会谈。使共中央主席团与苏联客人唇枪舌剑。莫斯科对杜布切克绝望了。来自莫斯科的寒流扼杀了布拉格之春。
由于苏联已经“满足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撤出了”驻捷苏军，苏捷会谈的时机已经成熟。7月28日，莫斯科和布拉格同时宣布，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将于此日在蒂萨河畔的切尔纳举行会谈。这是一个偏僻的小镇，位于斯洛伐克的东南角，它的南边约10英里处是蒂萨河，这条河源于匈牙利，经过斯洛伐克，然后沿着苏匈边界再次流人匈牙利。它把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苏联连在了一起。切尔纳本来名声不著，它只是苏捷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本来是无缘在公众舆论前出头露面的，可是，命运注定，它将要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最起码，东欧各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在关注着这个小镇，而捷克斯洛伐克人，无疑对这个小镇会谈的结果最为关心。
从苏联乌克兰开来的专车载来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9名成员，另一列火车则从布拉迪斯拉发载来捷共中央主席团的11名成员，此外，还有不是主席团成员担与苏联关系较好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斯沃傅达。可以说，苏捷双方党政机关的头面人物已经倾巢出动，这种阵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是第一次。1956年波兰事件，赫鲁晓夫只带去了3名政治局委员；处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苏联也不过动用了两名政治局委员，而这一次，杜布切克竟然要劳动苏联9名政治局委员的大驾，杜布切克的身价可谓高矣！可是，明眼人一看就知，苏联之所以派出这等阵容，是因为它要让杜布切克明白：让布拉格紧急刹车，并不是哪一位苏联领导人的意见，而是苏联决策层的集体意志。此外，他们的背后还站着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可以说，他们代表了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当然，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中国除外。莫斯科不希望杜布切克“堕落”到与铁托、齐奥塞斯库和毛泽东为伍的地步。
会谈一开始，苏联领导人就对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进行了轮番轰炸。勃列回汉夫首先拿出重磅炸弹，指责捷克斯洛伐克背叛了国际社会主义事业，为帝国主义效劳。他的根据全部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种各样的报纸，在“自由化”严重泛滥的捷克斯洛伐克新闻界，有什么样的感想不能发，又有什么样的言论不能登？此刻，它们都成了勃列日涅夫的重磅炸弹，用来对付杜布切克。
平时，杜布切克是个极内向的人，在苏联人看来，也许他是个比较软弱的人。岂料苏联人完全失算了。杜布切克竟然顶住了勃列日涅夫的狂轰滥炸。他坚定地告诉苏联人，改革的唯一目的是建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背叛社会主义事业。当天晚上10点多，第一天的会谈结束。苏联客人不愿打扰主人，情愿开车回到乌克兰睡觉，而杜布切克也几乎是一夜未眠，他在铁路线上与工人聊天。
第二天，会谈再起。这一次，苏联人撕下了其温文尔雅的面具，对捷国民议会主席克里格尔破口大骂，说克里格尔是“一个肮脏的加里西亚犹太人”。杜布切克愤而抗议，谈判几乎破裂。后来，谈判虽然继续进行，但气氛非常紧张，原定的记者招待会和宴会都取消了，记者被挡在几百米之外，不得进行采访。
8月1日，苏捷会谈结束。杜布切克作了较大让步。苏联提出了五点要求：不准克里格尔担任民族阵线中央主席；不让齐萨日任捷共中央书记；不允许社会民主党存在；取缔非常人士俱乐部和裴多斐俱乐部；恢复新闻检查。杜布切克都答应了。两党还确定，8月3日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捷、苏、保、德和匈、波领导人会议。杜布切克对会谈结果表示满意，他说他把好消息带回来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可以安心睡觉。
8月3日，华沙条约组织六国领导人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了会谈，会后发表了一个宣言，宣言没有涉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问题，只是保证在‘平等、主权、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进行相互合作，同时指出，“在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多方面任务就比较容易在我们每一个国家中完成”，并且，“对各国人民付出英勇努力和忘我劳动所取得的成果加以支援和保护，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国际主义义务，这是与会者一致的观点”。这当然不是真的，杜布切克肯定不会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它很明显埋下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种子，这与他的初衷是矛盾的。捷方建议给这句话加上一个附加诺——同时要尊重各国的主权和民族独立，并建议把这一附加语同前句话用破折号连接起来，后面用句号圈住。但是，他的建议遭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拼命反对，他说：“在这种句子后面加破折号在俄语语法上是不通的！”最后，在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和日夫科夫的支持下，勤列日汉夫总算如愿以偿。不过，杜布切克还是在这个协议上签了字，因为经过他的努力，苏联竟然同意在决议上加上了这么一段话：“各国党要创造性地解决今后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并要考虑民族的特点和条件。”杜布切克也许认为，这一点已经足以抵消苏联的干涉意向。
布拉迪斯拉发会议的结果让各方面都很满意，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苏联终于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同意参加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次盛会，这种会议以前它是坚决抵制的，而且，苏联还成功地把后来称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一些内容塞进了决议，从而为它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捷克斯洛伐克似乎也感到欢欣鼓舞，大家从电视上看到了勃列日汉夫、哥穆尔卡和乌布利希、日夫科夫与杜布切克拥抱、接吻的镜头，大家以为危机过去了，很多人出去度假，如改革派的旗手副总理希克、外交部长哈耶克，都离开了工作岗位，而杜布切克在电视讲话中也流露出些许欣慰。他对朋友说：“我们赢得了六个月的时间。”这种说法我们似曾相识，当年斯大林在判断德军进攻苏联的时间时曾经这么讲过，后来证明这是他的一厢情愿，而杜布切克不自觉地使用了这种说法，看来凶多吉少。对于苏联来说，六个月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月时间都等不了，更何况六个月！杜布切克太乐观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杜布切克这样乐观。他们中，有激进的改革派，他们想走得更快一点，对布拉迪斯拉发会议背后的情况更感兴趣。他们也怀疑苏联的动机，不相信苏联会停止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另外，与苏联打过交道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也对苏联的动机表示怀疑。作为苏联阵营里最早的造反者，他们对苏联的一些作法都是深有体会，不相信莫斯科会就此刹车。布拉迪斯拉发会谈后，铁托和齐奥塞斯库相继访问了布拉格，布拉格对这两位贵宾表示出高度的热忱。他们知道，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只有这两个人是真正与他们站在一起的，他们有共同的经历，布拉格人想用自己的热情表达自己的热望：困难的时候，两个国家不要忘记援手。在会谈中，铁托表示了自己的忧虑：杜布切克在切尔纳会谈中一无所获，反而给勃列日涅夫留下了干涉的口实。他建议杜布切克不要企图左右逢源，要么认真履行在切尔纳对苏联人许下的诺言，不管这种许诺是否存在，要么就干脆拒绝苏联人的一切要求，走自己的路。他说，如果要让他自己选择，他宁愿选择后一条道路。
在接待了铁托和齐奥塞斯库两位朋友期间，杜布切克还接待了来自东德的乌布利希。据说，他在访问前曾要求得到与铁托相同的礼遇，但杜布切克拒绝了。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的绝不只是勃列日涅夫，哥穆尔卡和乌布利希、日夫科夫也起着十分恶劣的作用。他们也曾经是改革派，尤其是哥穆尔卡，但目前他们已经坐稳了自己的宝座，不愿意再作任何破坏现状的事情，而杜布切克正在干的和将要干的，毫无疑问都是打破现状的举动，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近邻，东德和波兰、保加利亚不可能不受到波及。要坐稳自己的宝座，首先得封杀来自邻国的风暴。他们都坚定地站到了勃列日涅夫一边。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指望得到布拉格的厚待呢？杜布切克只在邻近东德的小城卡罗维发利接待了乌布利希。乌布利希要求杜布切克履行切尔纳协议，清除政府中的自由化分子，在与西德进行接洽之前，首先取得乌布利希的同意。杜布切克一口拒绝了。如果说他对勃列日汉夫还有几分敬畏的话，那么，他对乌布利希简真就只剩下恶心了。两人的会谈进行了几个小时，乌布利希期待中的感情高潮似乎没有出现，杜布切克的态度如冰一样生冷。这让他心中生出一股恶气，回去之后决心向莫斯科告杜布切克一状，尽早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粉碎所谓的“布拉格之春”。在致勃列日涅夫的信中，马布利希汇报了铁托与杜布切克会谈的情况，说铁托劝杜布切克取消在切尔纳所作的保证，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加入不结盟运动。他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真的实行中立，如果它真的与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搅在一起，那么，它们将会撕碎社会主义阵营的心脏。这最后一句话，可是真正说到了莫斯科的心坎上。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的防卫战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这一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那么，整个华约防卫战略都要重新考虑。一位苏联高级军官说：“我们对于‘波希米亚钻石'还能不能保持常态——作为我们欧洲防务的一个基石——已经没有信心了。”哥穆尔卡也说，在布拉迪斯拉发没有采取措施是勤列日涅夫一个莫大的错误。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契尔年科也说，捷克斯洛伐克内部的英德拉一比拉克集团也要求采取坚决行动，只要莫斯科下决心，他们就能成立一个新政权，让莫斯科出兵名正言顺。莫斯科终于痛下决心。“浪子回头金不换”，在莫斯科眼中，哥穆尔卡和卡达尔都是回头的浪子，他们现在全部与莫斯科站在一起。如果杜布切克真的回心转意，那对莫斯科来说，未尝不是一件美事，可是，如果杜布切克真的要铁着心走下去，那就不能怪莫斯科无情无义了！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了下来。
卡达尔紧急约见杜布切克，暗示苏联即将出兵干涉。可惜杜布切克没有听懂他的弦外之音。卡达尔失望地说：“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对手是什么样的人吗？”
布拉迪斯拉发会议后，形势飞速向前发展。莫斯科一方面在舆论上对捷共形成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军事上的准备工作也在快速进行。8月11日，苏军又沿着东部、东南部和西部边界进行了演习。8月14日，苏军驻东德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6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华沙条约军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和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飞抵柏林，视察华沙条约部队的北方方面军，第二天，他们又访问了华沙。8月匕日，匈牙利通讯社宣布，匈牙利和苏联的通信部队将在匈牙利境内举行联合演习。随后，波兰也宣布加入这场演习。但西方的观察家们发现，飞往华沙和布达佩斯的苏军高级军官，大半与通信演习没有关系。17日晚上，一架苏联民航专机在布拉格的鲁津机场降落，一批克格勒高级专家抵达布拉格。他们此行的目标是与捷内务部副部长沙尔戈维奇接触，他是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的头子，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动态当然一清二楚。遗憾的是，这个人在关键时刻同捷克斯洛伐克离心离德，上了苏联的船。8月18日，《真理报》再次对布拉格发动了攻击，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表示愤慨。而勃列日汉夫和柯西金则结束了在黑海的休假，提前返回莫斯科。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也在周末悄悄回到莫斯科。18日，勃列日汉夫亲自与东欧各国党的领袖通话，通知他们，苏联已经决心进行军事干预。第二天，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紧急会议，至此，苏联完成了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的最后一道法律手续。随后，勃列日涅夫给杜布切克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件，谴责他背叛了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议的精神。这两个会议的精神是否存在，至今还是一个谜。想来杜布切克接到勃列日涅夫的信会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至多想到，这不过是苏联对布拉格的所作所为再次表示不满罢了，哪里想到这就是军事入侵的前奏。勃列日汉夫要让杜布切克知道，他已经做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莫斯科已经事先打了招呼，以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只能怪杜布切克自己，莫怪他勤列回汉夫“言之不预”也。
勃列日涅夫要为入侵作最后的舆论准备，而苏联“三驾马车”之一的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则竭力隐蔽意图，避免入侵的阴谋过早败露。19日，柯西金致电美国总统约翰逊，他非常乐意参加约翰逊总统竭力要求举行的最高级会谈，会谈将涉及裁军问题和越南问题，他建议，双方可以在21日发表一个联合声明。现在看来，这当然是他要的一个小小的花招。在解决大家庭的内部矛盾之前，他根本就没有心思参加什么最高级会谈，越南问题是美国政府身上的一个脓包，他才不会去主动帮对方挤掉呢！至于说联合声明云云，那当然是一种障眼法。要知道，20日，苏联就要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对回哪里会有什么声明！他这样说，只不过是要欺骗舆论：莫斯科目前正忙着最高级会议，一时还无从对捷克斯洛伐克下手，让杜布切克大放宽心。事实上，这一招确实达到了目的。事件发生后，美国第7集团军军长波尔克是从布格拉的新闻广播里听到入侵消息的，欧洲联军最高司令莱姆尼兹正在希腊旅行，而代理其职的英国参谋长也乘游艇在北海游览，身上连无线电都没有带，北约部队的官兵大部在休假，有的连去向都不知道，而美国总统约翰逊则是从电台里听到这个消息的。苏联担心美国会干预莫斯科的行动，事先向美国政府打招呼，说这是华约内部的事情，与美国人无关，让美国人放心。可是，那天约翰逊不想接见多勃雷宁，苏联大使吃了一个闭门羹。约翰逊自己搭架子，这就怪不得苏联了。难怪事件发生后，西方又惊呼，这是苏联人摘的又一次突然袭击，幸亏这次它的目标是捷克斯洛伐克，如果是北约的哪一个国家，北约将如何应付！
猎豹已经完成了出击前的准备，而它的猎物还一无所知，正游哉悠哉地在那里闲逛着。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谈后曾经保证：“今后再也不会有任何事情妨碍党代表大会的召开了。”言下之意是，危机已经结束了，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已经是万事大吉，只要把自己的事情搞好就行了。几乎没有人想到过军事干涉的危险。8月份，伊日·贝利康曾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既然局势如此严重，那么我们怎么办？党的领导是否讨论过，一旦有人企图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干涉，或者万一华按条约其他各国对我们施加压力，阻止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我们将采取什么办法？”
没有人回答他这个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早在6、7月之交，捷共中央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苏军结束了“参谋演习”，却没有撤出捷克斯洛伐克的迹象。内务部长约瑟夫·帕维尔和中央负责安全和军队的瓦茨拉夫·普尔赫利克将军曾发现，苏军制定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储存武器的计划，绘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驻地的地图，并且窃听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的谈话。在这种情况下，捷共中央考虑过军事干涉的危险。普尔赫利克写了一封报告，里面谈到了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及应该采取的对策。但是，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比拉克看到了这份报告，就把这个消息通报给苏联驻捷使馆。当时，他火冒三丈地说：“一个中央委员怎么会想到苏联同志要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干涉？”结果，这份报告未经讨论即被收回。杜布切克迫于压力，解除了普尔赫利克将军的职务。但是，布拉格肯定是考虑到了苏联进行军事干涉的前景，只是不便明言罢了。不过，后来随着形势的“缓和”，这种可能性就很少有人提及了，到布拉迪斯拉发会议后，大家都认为形势已经进一步缓和了，干涉更是想也没有人想过。对贝利康这个提问，总理切尔尼克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兹德涅克·姆林纳日是这样回答的：“我们知道，我们与华沙条约其他盟国之间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是能够。而且必须通过谈判加以解决的。我们根本没有打算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布拉格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遗憾的是，莫斯科并不这么想。如果布拉格真的想仿效贝尔格莱德，那么，莫斯科在采取行动之前，肯定会三思而后行。布拉格不想与莫斯科翻脸，那么，翻脸就不可避免了。
8月间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十四大之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形势。但是，与会者发现，党的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却没有在座，未免感到有些诧异。斯姆尔科夫斯基解释说：“我替杜布切克同志请个假。他被叫去参加一次会见，遗憾的是我不能告诉你们会见的目的，但这次会见十分重要……”斯姆尔科夫斯基本想用三言两语把这个问题打发过去，但看到大家都很关心，于是就多讲了几句：“杜布切克接到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卡达尔同志的电话，他一定要同杜布切克谈一谈。他们今天在匈捷边境的科尔马诺会晤。杜布切克并没有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国土。杜布切克同志认为， 卡达尔同志的敦促是有十分严重的原因的。 ”他继续说道：“这是一次私人会晤，丝毫不会改变我们召开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决定。但是，我们召集你们来这里，为的是通知你们，紧张局面还始终存在。至于写些什么和说些什么，你们现在比以往更应该三思而行，因为‘有人'想借口一点点小事来阻止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克里格尔说得更为明白：“我必须告诉你们，达摩克里斯之剑正悬挂在我们头上，我们必须留神，不要让它掉下来！”这是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对时局的一个清醒的判断，尽管他们还不知道杜布切克和卡达尔在边界谈了些什么，但职业的敏感已经使他们意识到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卡达尔和杜市切克的会晤确实是一次私人性质的会晤，卡达尔此行肯定是瞒着莫斯科的。作为匈牙利党的领导人，卡达尔是在1956年的事件后上台执政的。当时，匈牙利也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改革运动，其性质、规模足以与捷克斯洛伐克现在的运动相媲美。只是，当时的匈牙利人走得太远了，他们竟然想退出华约，彻底摆脱苏联的控制，即使是赫鲁晓夫这样的改革派人物，对匈牙利事件也不能容忍。苏军的坦克彻底碾碎了布达佩斯的暴乱，而卡达尔，则随着苏军的坦克回国执政。在改革派眼中，卡达尔自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角色，而苏联人则把卡达尔看成自己的盟友。但是，卡达尔心中到底想些什么，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明白。现在我们知道，卡达尔是苏联阵营里一个比较稳健的人物。他是苏联扶持上台的，对激进的改革运动不会很感兴趣，这恐怕也是事实。但他也深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存在弊端，想对它进行一些小的手术。他上台十几年，匈牙利也在不断进行改革，用过去的话说，就是对旧体制进行改良，而不是从根本上触动旧体制。但是不管怎么说，卡达尔统治时期的匈牙利，确实是苏联阵营里最稳定。发展也相对较快的一个国家，这恐怕不能说与卡达尔的平稳改革无关。
卡达尔对旧体制的弊端是深有体会的，他是以欣赏的态度来看待布拉格之春的，但是，他也吃惊地看到，事态发展太快，快得就像脱结的野马，几乎令人目不暇接。这就危险了！卡达尔清楚地记得1956年匈牙利的情景，他不想让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夭折，想提醒一下杜布切克。会谈时，卡达尔敦促杜布切克尽快履行在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议上所许下的诺言，撤销克里格尔和齐萨目的领导职务，允许华约部队留在捷克斯洛伐克，以消除莫斯科采取军事干预的口实。他暗示杜布切克，如果不采取这些行动，苏联将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卡达尔不能明白无误地把他的意图告诉杜布切克，只能说得含糊其辞。而杜布切克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对卡达尔的苦心， 他也没有理解。两人在月台上告别时，卡达尔失望地问：“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对手是什么样的人吗？”事后，杜布切克回忆道：“我甚至有这种印象，卡达尔有一些话想同我说，但是，他没有说……”实际上，卡达尔不是没有说，而是杜布切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已经完全忘却了危险。和卡达尔告别后，杜布切克没有回到布拉格，而是留在布拉迪斯拉发，与妻子和孩子呆了一天，享受了一下天伦之乐。当他终于出现在布拉格时，人们发现，第一书记像往常一样，举止坦然，笑容满面。他甚至亲d告诉他的同志们，他对卡达尔急着与他会面的原因还没有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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