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中亚的地区主义-尊龙凯时网页版

　　【中图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 (2005) 04-0091-08

　　谋求建立地区永久合作机构的运动将受到几个层面因素的影响：第一，地区主义受到国家能力的限制。一般来说，弱国与弱国不会成为很好的伙伴。在地区层面上，人们普遍认为霸权能够产生坚固的合作，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寻求建立使其主导地位制度化的地区机构而其他地区国家则寻求避免不顺从的代价；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可能选择抵抗，它们的反霸权行为将阻碍正式或非正式地区机构的发展。地区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补也有助于促进合作，而缺少这种互补则可能减少追求合作并使之制度化的动力。另外，跨边界资源(如水资源)的共享也会导致合作或者竞争。跨国挑战的出现(如恐怖主义、毒品交易、移民、环境恶化等)，也会使国家在无力单独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选择加强合作关系；另一方面，这样的挑战也将激起其他一些国家的敌对反应。在跨国层面上，共同的文化和价值也将促进合作。没有共同的文化或更有甚者——重要文化差异的存在也是阻碍合作的重要因素。

　　地区合作还将受到外部行为体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例如，外部力量的干预使地区国家感到面临共同的威胁，所以它们努力建立和维持集体防御机制。外部威胁的缺乏将削弱潜在的合作动力。而且，外部力量将在特定地区寻求以一种符合其利益的方式建立合作机构，或者削弱对手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或者对这一地区的事务进行控制。在多种外部力量寻求建立这样的机构的地方，自发的地区主义竞争模式的出现将限制地区加强合作的能力。

　　在特定地区与其他国家互动的过程中，外部行为体面临选择：应该用双边还是多边的方式来实现其利益呢?强大的外部力量与软弱的地区团体之间的双边关系能够增强外部行为体控制这一地区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们使针对整个地区的政策的效率更为低下。外部行为体还面临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应该在其面对的地区内维持这些组织 呢?还是应该将地区国家吸收进一个外部行为体占据优势地位的、更大的跨地区组织当中来呢?

　　本文着重强调影响地区合作的后一因素，即外部因素，尤其关注美国对中亚地区主义的影响。美国在这一地区将有什么利益?美国如何制定其在这一地区的政策?是强调双边还是多边，这将有什么区别?它对这一地区早已建立的地区组织持何态度?它对其他外部国家(如俄、中和伊朗)在地区主义机构方面的参与反应如何?这一地区和其他外部力量制定政策的精英们将如何看待美国的政策?这些将如何影响中亚的地区主义?

　　我们关注的是在中亚地区合作中的全球霸权可能产生的影响。一般的观点认为，全球性的统治霸权将寻求以一种将其所得最大化和降低其维持优势地位的成本的方式组织合作。这一逻辑可能在全世界运作，但在霸权国家有着重要利益的特定地区却成败难料。全球权力的不对称也许意味着相互竞争的外部力量不能像上面所提到的那样运作。

　　在权力极不对称的状况下，根本不能实现内部与外部的平衡。

　　我认为美国对中亚地区主义所采取的政策是相互矛盾的产物。一方面，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试图将中亚视为一个同一的地区，一个美国许多利益均匀存在的地区，一个不是最适合以双边的方式来强调这些威胁和利益的地区；另一方面，美国政策的制定者还对这一地区的合作表现出了相当严重的矛盾心理。他们的行为反映了其对双边关系的偏好，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将使其产生更为可靠的影响。而且，美国对由其他外部力量发起或推动的这一地区的合作表现出不信任，认为这些都是由竞争所致。

　　包括全球性霸权在内的外部力量的作为或不作为对这一地区合作的解释程度是有限的：内源性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外源性(霸权的偏好)和内源性(本地区内国家的性质和偏好)因素都将造成同样的结果：地区结构的弱发展。

一、美国在中亚的利益

　　清楚地认识美国在中亚的利益及其政策影响是非常困难的。在许多方面(如能源方面)，如果美国已进入这些领域，那么，到目前为止其中的利害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但如何将对资源的先行占有转变成政策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进入地区能源方面所获得的利益是否将导致与俄联邦、中国的合作或竞争?从理论上来讲，可以从两个方面对之进行讨论。美国的选择不仅仅依赖于其他国家所做的事情，而且还依赖于美国如何理解他们的政策。

　　另外，自“9·11”以来，“反恐战争”为美国参与中亚事务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然而，针对由恐怖主义所导致的威胁而采取的地区政策的影响仍然是模棱两可的。对激进的伊斯兰传播的关注是否会导致安全援助(针对突发的恐怖主义危险)的增多或更多地参与地区经济发展(针对恐怖主义的根源)?这是否会导致对现有政权的援助或是否意味着美国应该努力确保这些政权更为透明、更负责任或更具代表性?而这样的关注是否会加强双边安全援助关系或破坏多边组织?

　　美国的利益问题也与更为抽象的地缘政治问题相联系。美国的一些人视中亚为全球政治中的关键点、东西方和南北方之间的一架桥梁，而且按照麦金德的说法，它还是中心地带中的中心地带。相比较而言，还有一些人视之为边缘地区之间的回流——即边缘 中的边缘。对这一地区的重要性的看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对美国来说，“9·11”攻击将中亚从其外交政策的边缘变成为中心。如果视这一地区为地缘政治的支点，是否意味着应努力控制这一地区而排斥其他国家插手干预呢?或者一个国家是否该寻求将这一地区给予其他国家而不寻求控制它?或者，一个国家是否应该参与其他国家的活动以努力防止动摇不定的地区合作?

　　隐藏在这些挑战之下的是一个更大的抽象的问题：即评价地区利益的物质目标与环境目标的差异以及它们将如何与地区主义相联系的问题。例如，美国政策可能聚焦于进 入、控制和否决这类的短期的、具体的目标；或者相反，它可能被转变为为建立某种特定地区秩序的更为复杂的长期的目标。美国对这一地区的过分关注已经包含了这两种目标。问题在于，从较长期来看，对物质目标的追求可能会削弱建构一个良好地区环境的努力。相反，谋求建立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公开的和民主的地区秩序的努力要求牺牲具体的短期目标。

　　关于美国在中亚的目标的困境的本质，也许可以由它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政策得到更好的解释。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对伊斯兰·卡里莫夫总统的收买，可能立即起到限制俄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和战略进入以及寻求进行反恐战争的作用。然而，人们也指出，加强 乌兹别克政权的力量而忽视或削弱其镇压行为，将导致其他地区国家产生制衡行为，将阻碍人口众多的国家保持长期稳定所必须的民主改革，将因为对美国所标榜的民主、人权和法律原则产生怀疑而削弱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软实力”。

二、美国在中亚政策的演变

　　美国在中亚的政策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演变，并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即对这些问题的合理的、清楚的答案正在出现。这一演变过程共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92—1994年)，美国与刚刚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立即建立了关系。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政策主 要关注这些国家的独立以及包括民主、人权和经济自由主义在内的价值的传播。除此之外，克林顿政府还有一个持久的利益——即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限制地扩散。

　　然而，看起来美国在这一地区事务中并没有什么持久的利益。这一地区被视为美国利益的边缘，尤其没有军事利益。更多的参与与美国当时的政策——发展与俄联邦的建设性关系背道而驰，因为这被认为是利用了俄的弱点。因而，参与的水平很低。在地区合作层面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对俄罗斯所领导的独联体及其内的集体安全机构没有表现出热情或兴趣。美国也不寻求发展或推进合作机构。另一方面，一旦面临特殊威胁， 美国能够采取集中而有效的行为。例如，在美国关注大量杀伤性武器扩散的背景下，当在哈萨克发现大量铀的时候，美国立即作出反应并不惜代价地将其移至橡树岭实验室。

　　当华盛顿一心想把这一地区变为中东以外的潜在的能源区时，美国的态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了改变。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内，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迅速关注作为美国经济安全问题的里海的能源储存和出口路线的重要性。如何从这一地区获得石油和天然气确实需要考虑国家内部的合作问题，因为任何出口线路都不可避免地至少跨越两个国家的边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都极力主张地区共同经营能源出口项目。例如，克林顿政府支持通过里海将哈萨克的石油和土库曼的天然气出口到巴库，然后再通过格鲁吉亚输送至巴库、第比利斯、杰伊罕和埃尔斯伦。然而，在这一层面的利益与在本地区内努力建立多边合作机制或更合乎民主标准的政权的利益方面的悬殊很大。

　　无论如何，跨里海的能源输出线路在本地区内面临许多矛盾。一方面，哈萨克斯坦关心这样的选择对平衡其与美国和俄联邦的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土库曼和阿塞拜疆的关系也因海底能源矿藏的所有权、天然气市场的潜在竞争以及在这种背景下对阿塞拜疆出口线路的依赖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受到影响。在跨越里海的管道铺设过程中存在的许多重大的技术问题仍待解决。

　　美国清楚地意识到，地区石油、天然气出口的依赖性和美国对本地区能源投资的安全性取决于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本地区的稳定和美国军事基地的有效性。这使美国推进了更为活跃的和平伙伴关系及军事援助项目，以参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合作。在这一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1995年10月美国鼓励建立的中亚军队。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军队组成的这一组织是在北约的保护和美军中央司令 部在解决冲突和维护和平方面提供支持的状况下建立的。自1997年以来，它每年都在北约和美国(有时是俄和土耳其)的参与下进行活动。

　　然而，美国回避新生的地区合作机构。尽管中亚军队是建立在三边和地区性基础之上的，但很明显它是被设计来参与北约和平伙伴关系机构的。对此，美国并不反对，但是也不明显鼓励或支持，对中亚地区冲突的一个重要多边反应是独联体对塔吉克斯坦国内战争的参与。中亚地区能源和安全机构的出现，明显降低了美国机构以前对民主和善治的重视，对这些目标的追求使对更为具体的策略目标的追求变得更为复杂。

　　美国在输油管道和军事合作方面的态度，表明了它对其他地区力量的某种程度的矛盾心理。美国政策制定者强调包括俄国在内的地区能源领域开发。但是，美国的声明和行为也显示出其对从俄的出口到向西南线路的转移的强烈的偏好(跨里海的管道工程和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克林顿政府的前任能源和商业合作调查员对这一偏好的根本原因进行了阐述，“对俄国管道的长期依赖是危险的。因为这将使莫斯科单边地提高关税并限制里海的出口，或者威胁从邻国获得政治与经济让步的行为”。

　　另外，在安全领域，对和平伙伴关系活动的日益关注意味着对地区安全合作的外部 态度转向西方，即将其纳入北约体系之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平伙伴关系在中亚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北约组织发展的一种自然反映。和平伙伴关系形成于1994年，从一开始除塔吉克斯坦以外的所有中亚国家都成为其成员。另一方面，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时中亚的安全合作也是对俄政策转变的一种回应。俄对1994年至1995年北约扩大的不满，使俄对其合法势力范围进行了战略重申。

　　和平伙伴关系的迅速发展是努力制衡俄国这一战略重申与实际上设法阻止俄努力发展其在独联体支持下的安全合作的一种反映。同样，美国对古阿姆集团(guuam，起初包括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后来又加上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态度也是如此，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几个前苏联共和国建立的一个非正式地区组织，它们在独联体的框架内合作不愉快，希望建立一个制衡俄联邦的合作机制。古阿姆集团是目前唯一一个得到美国支持的前苏联共和国的地区合作机构。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对俄国对这一地区的参与有矛盾心理的话，那么，对伊朗的参与则肯定充满敌意。伊朗的利益与中亚和里海能源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伊朗拥有里海海底的一部分权利，并为能源出口提供另外一条南部线路。但是，美国声称伊朗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并于1996年对之进行经济制裁，禁止美国公司对伊朗投资。美国还强烈反对中亚国家与之进行能源开发方面的合作。这阻碍了通过伊朗的南部出口线路的发展。

　　相比较而言，美国对中国在中亚参与的态度缺少明显的战略反应。中国的管道投资很少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也漠不关心。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组织是为其所宣称的基本目标——解决边界问题而服务的，这就足够了。它不太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更为稳固的多边合作机构，尤其是中俄双边相互竞争的权力政治利益使这一组织的发展面临很多限制。布什的上台和和行政部门对中亚责任的重新分配使地区能源发展的行为者和拥护者日益担忧美国将减少在这一地区的投资。然而，考虑到美国能源公司在新一届政府中的影响，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一种趋势在布什任期内的第一年内存在的话，那么在“9·11”事件以及宣布反恐之后则迅速消失了。在美国中亚政策的第三阶段，中亚的核心地位已经不再有异议。

　　在反对基地组织的斗争中，美国的首要目标是阿富汗。对北部联盟解除塔利班政权斗争的支持要求从北部进入阿富汗，从而迅速提高了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战略重要性。人们普遍认为，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设施扮演了指挥中心的重要角色，是侦察、拯救行 动、空袭及侦察机的基地。

　　俄总统普京对反恐战争的支持和对美国在中亚安全中发挥的越来越重要角色的认同，使美国迅速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场所，并在那儿建立了一小部分武装力量。但是，中亚并不仅仅被看作邻国进行军事活动的平台，而且还被看作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这是由基地组织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运动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后者于1999-2000年从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向吉尔吉斯斯坦猛然进攻所得出的一种观点。美国对中亚策略的不断推进是通过对这一地区的大量援助来实现的。2002年对中亚的援助(5亿8000万美元)是2001年援助的两倍。

　　目前，美国对中亚政策的两个特点值得重视。一是它对双边政策的关注，尤其重视乌兹别克斯坦。尽管美国官员强调在诸如透明的政权更迭和水能源方面进行地区合作的必要性，但是美国援助对双边的重视很少为国家向地区合作方面发展提供动力。正如罗伯特·列格弗德所言，俄国所倡导的包括中亚在内的地区组织没有正式的地位。另外，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关注或支持这一地区的合作。并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对这一地区合作缺乏兴趣，而未能推动这一运动的发展。双边的承诺可能减少这一合作的现有动力。理论上来说，地区安全环境模棱两可的本性，连同这一地区所有国家在独自承担其安全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将可能推动安全地区主义的发展。但是，美国对乌兹别克斯坦所作出的安全保障条款，将削弱或转移乌兹别克斯坦参与地区安全机构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援助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权力关系，这可能导致其他地区行为者去寻求地区外的援助，从而弱化他们在中亚地区主义中所承担的义务。另外，他们还可能通过争相建立与美国更为紧密的关系来补偿其面临的新的脆弱性。这将对中亚地区主义产生同样的效果。

　　美国对双边政策关注的一个例外是古阿姆集团。这一机构在本年代的早期逐渐沉寂下来。唯一的中亚成员——乌兹别克斯坦于2002年放弃了其成员国资格。在2001年纽约、华盛顿遭到攻击之后，美国企图复兴这一组织，对乌兹别克斯坦施加压力以使其继续参与其中，并为这一组织提供经济援助。2002年5月，美国为这一组织提供了4600万美元以推进共同的商贸项目以及打击犯罪和毒品交易。2003年7月，在雅尔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这一组织创建了三个项目：训练可移动的反恐分队、建立关注毒品和恐怖主义的信息中心和一个议会机构。

　　当前美国对这一地区参与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加大对安全援助的关注，尤其是当人们把有关边界控制、武器不扩散以及反毒品、反恐怖方面的援助包括在内的时候。对整个地区经济、健康和社会事务提供的直接援助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因为重要的安全援助都提供给了乌兹别克斯坦，尽管美国在各受援国的形象不尽相同。

　　基于对支撑美国在这一地区政策基础的利益和价值的考虑，美国政策正在转向以牺牲正规机构的代价来寻求更为具体的利益。正如最近的评论所指出的，尽管美国国务院继续批评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权纪录，“美国官员主要批评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权纪录。然后他们转向其他问题，一些更为严重的问题”。更为具体一点，尽管对这一国家人权纪录进行了批判，布什政府并不认为乌兹别克是一个人权问题国家。2004年3月发生在乌兹别克的恐怖主义暴力事件，极可能促使美国优先处理居于国内改革问题之上的战略合作。

　　另外，在阿塞拜疆，美国减轻了对巴库的许多压力，以确保2003年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是自由、公正的。当他们被证明是在搞欺骗的时候，就通过对反对者和新闻工作者进行武力袭击的方法来阻止批评，那些拒绝同流合污的选举官员也将遭到禁闭。相反，代理国务卿给伊尔哈姆·阿利耶夫致电，对其在“民调中的出色表现”表示祝贺。在选举 后的几个月里，包括柯林·鲍威尔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内的许多资深官员访问了阿塞拜疆，加强美国对这一政府的支持，军事援助相应提高。而且，在美国的支持下，世界银行和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也分别同意给其2亿美元的贷款作为巴库—杰伊汗之间管道财政援助的一部分。也许美国官员对人权的私下抗议比他们的公共评论更有说服力。但是美国公开关心的问题表明，通过给有用的伙伴提供援助将使战略关系复杂化。

　　另外，从公开发表的言论来看，美国对经济改革一直持支持态度。然而，在它都积极参与的两个国家中，哈萨克斯坦的私有化进程出现了裂痕而乌兹别克斯坦则极力抵制自由的经济改革。美国明确而又不认真地发展了这一可能妨碍稳定的国家关系的机构。

　　最后，美国一直强调法律原则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因为它关系到腐败的消除。然而，美国慷慨大方的重要受益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都很腐败，而且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的确，增加安全援助将为腐败行为提供新的机会。

三、美国对中亚地区主义的态度和政策的影响

　　正如在文章的开头所提到的，外部强大力量(尤其是霸权)的偏好与行为将对地区主义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这样的强权愿意在某一地区发展合作机构，它们将对一起参与合作的当地行为体产生重要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反之亦然。在以牺牲在地区层面上建立持久合作机构和规范为代价而关注双边关系的发展和追求具体利益的地方，外部机构将妨碍合作。

　　美国在中亚地区合作方面较少表现出永久的利益。尽管其政策制定者偶尔也强调地区经济、安全合作的重要性，但关注的焦点还是双边——2001年以后更是如此。美国对地区合作所发表的花言巧语可以被忽略，因为在这里既没有明显的物质刺激又没有惩罚不顺从国家的任何证据。换句话说，地区合作缺乏外部霸权压力的激励。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的政策显示中亚的多边主义或更大范围内的跨地区机构倾向于以牺牲地区集体为代价。例如，美国主动推进地区维和行动的建立，但是，它是在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背景下进行的，而不是寻求建立一种独立式的地区结构或者提高既有机构的能力。在贸易领域，美国连续抬高了进入世贸的门槛，而对地区贸易机构却不这样。尽管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不必然对地区经济合作产生消极的影响，但它再次表明美国并不倾向于建立可行的地区主义机构。

　　如前所述，如果地区行为体对某一个外部力量普遍感到威胁，这将导致产生抵制这一外部力量的制衡合作。美国早期政策的许多方面被视为受到中亚独裁国家的威胁。美国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对人权、市民社会和法律原则的强调，冒着削弱地区精英的地位或使之失去政权的危险。同时，激进的经济改革冒着削弱这一政权经济基础的危险。但是，目前地区精英所接受的大量信息是，如果他们在美国外交政策偏好的问题(如能源发展与反恐)上进行合作，美国不会在直接冲击其权力和经济利益的领域对之施加压力。很明显，美国不愿损害与其他重要国家的关系，地区领导人也明白美国更重视全局性的问题。地区领导人分享美国人认为重要的利益，而美国看起来对帮助那些受地区领导人威胁的机构也不太热心。从地区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地区精英可能是会赶双边主义的潮流而不是通过地区机构来获得多边的平衡。概括地说，美国政策不太可能跨越地区主义内部深刻的障碍。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不断地增加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投入，使乌兹别克斯坦在地区政治中趋向单边主义，实际上美国政策可能加剧了地区主义发展的内源性障碍。

　　美国政策在这一地区的演变冒着削弱强大邻国——俄、中的危险。在前一阶段，克林顿政府后期对以西方为中心的能源发展和出口的重视以及美国更积极地推动北约和平伙伴关系在中亚国家的扩展，已经注定威胁俄联邦。尽管美国在这一地区力量的部署基本得到了普京总统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项目逐渐被视为长期的战略转变而不是短暂的战时的急需，它不仅被视为受到俄联邦的羞辱，而且还受到它的威胁。

　　同时，中国也会视这样的情况为其战略环境的恶化，因为世界霸权的军事力量部署在其稳定的地区边界上。中国对中亚的战略考虑看起来也认为中亚地区作为连接东西方的一架桥梁，是“地缘”政治的中心。随着对进口碳氢化合物的需求越来越多和对中亚供应的日益依赖，在9·11以前中国的政策表明对中亚事务的兴趣越来越高，尤其是在 能源领域。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中国与这一地区的贸易由1992年的约5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12亿美元，并不断增加。新疆维族的分裂主义的挑战也增强了中国的兴趣，在中国国防政策报告中，它被视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但是，美国力量在这一地区的日益发展加深了中国军事及战略的担忧。

　　问题不仅在于政策的实质，而且在于政策的风格。2002年和2003年美国政策制定者很少与俄、中商量其在这一地区力量的迅速扩展。美国无视俄中而采取行动。对俄中两国内部事务来说，美国的政策也将激起它们的制衡行为。

　　平衡的一个因素是努力加强将中亚与俄联系更为紧密的地区机构(如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或者将地区内国家吸收进包括邻近强国在内的机构(如上海合作组织)之中。在后“9·11”背景之下，俄国一再强调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开放吉尔吉斯坦的空军基地以支持这一地区的四方(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快速反应部队。第二种形式是在塔什干条约基础上努力建立多边安全组织。第三种是开放在比什凯克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反恐中心。在双边层面上，俄对吉尔吉斯坦内部安全机构增加了援助。中国也开始扩展在这一地区的双边安全投资。俄中两国都曾寻求，通过 授权上海合作组织以反恐的使命及开放在塔什干的反恐中心，以赋予其新的生命。

　　尽管独联体、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合作机制的前景看起来并不稳定，但外部三种主要行为体对中亚的相互争夺并非是地区多边主义的有利因素。

四、结论

　　查尔斯·威廉·梅恩(现美国欧亚基金会主席)无疑是正确的，他认为中亚所面临的问题与机遇要求加强地区合作。而加强合作的障碍是非常明显的。在地区层面上，它表现为通过对稀有资源的争夺和对边界的争论表现出来的文化反感和忌妒，以及领导集团的较量。也许同样严重的是这一地区国家组织的软弱。软弱的国家组织很难履行它们在 地区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承诺。因此，机构本身缺乏可信度，也就不能成为国家制定政策所关注的焦点。

　　总之，外部力量对促进多方面的、范围广泛的有效的合作机制能够产生重要影响。

　　然而，它们不可能这样做。美国政策合并成一种相互连贯的模式，在其中短期的物质目标居于比长期的环境目标更为突出的地位，日常安全考虑比发展民主和法治原则更为优先，双边比多边更为重要。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对地区合作机构表现出兴趣，其他外部力量也是如此，但它寻求建立自己占主导地位的多边合作机制(如和平伙伴关系)。很大程度上，它忽视了这一地区内产生的合作机构(如中亚经济共同体)，它对其他力量占优势的机构(如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持谨慎态度。

　　很明显，地区主义不是美国所要优先考虑的，美国政府很少鼓励建立地区组织。霸权国家进入某一地区之后表现出来的单边性明显地导致产生了强权国家相互竞争的多边反应。但是，从中短期来看，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地区国家在其与美国的关系中所获得的利益比与俄中资助的合作项目中所获得的利益要多得多。

　　[译自《国际事务》2004年第4期，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李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