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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协作抗疫，收效明显。尽管联盟内部也有矛盾，但在经济动力、机制动力和地区安全动力的支撑下，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前景依然可期。
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后，欧亚经济联盟的运行并未因疫情而停滞。联盟成员国协作抗疫进展顺利，收效明显。5月11日，乌兹别克斯坦议会上院表决通过乌以观察员国身份参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决议。
目前，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商品共同市场基本建成，正处于不断优化阶段，资本共同市场、能源共同市场、数字经济空间等关键领域也在逐步推进。
应该说，在欧亚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如乌克兰危机）及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等不利因素的冲击下，联盟作为新型区域一体化组织算是“挺”住了。
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1月1日。联盟是俄罗斯主导，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为主力，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参与的，在原苏联地区形成的新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
历史地看，欧亚经济联盟是继独联体经济联盟、欧亚经济共同体、俄白哈乌四国统一经济空间后，由俄罗斯主导的第四个多边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
运行5年多来，联盟体制机制并未出现“空心化”，避免了重蹈历史覆辙。
当然，联盟成员国之间也存在矛盾。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纠纷时有发生；哈萨克斯坦“主权敏感”严重，不主张加速推进服务贸易及资本市场一体化，以免伤其主权。
尽管如此，欧亚经济联盟在中短期内不存在走向解体的可能。归纳起来，联盟目前的发展主要有三大动力支撑。
第一，经济动力。拉动本国经济增长是成员国参与联盟建设的主要利益诉求。
欧亚一体化的表层目标是在联盟框架下，实现商品、资本、人员、服务自由流动的共同市场，深层目标是借助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解决成员国经济发展中资金不足、市场萎缩、技术落后等共同面临的问题，进而推动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
随着2018年1月新版《欧亚经济联盟海关法典》正式生效，内部商品共同市场基本建成，目前商品共同市场在数字化、技术标准和通用标识等具体领域不断完善。而资本、能源、交通和服务等其他领域共同市场仍在建立过程中。
也就是说，在现阶段，欧亚一体化的经济效应主要看两点，即商品共同市场运行状况以及对成员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在当前疫情冲击和国际经济形势波动的背景下，进一步挖掘本地区经济潜能，加快复工复产，打造规模经济，进而拉动经济恢复性增长，是联盟成员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要务。有鉴于此，成员国对在联盟内加强经济政策协调，联合推动大项目落地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大。
第二，机制动力。组织机制设计严谨、运行规则针对性强是联盟得以运行的制度保障。
在组织机制和决策机制安排上，联盟符合成员国国内政治生态及传统。
具体而言，联盟的组织机制和决策机制直接反映了成员国国内超级总统制或威权政治体制，也反映了成员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利益平衡。
联盟形成了最高欧亚经济委员会、欧亚政府间委员会、欧亚经济委员会等“三委”纵向组织机制，同时取消了“欧亚议会”倡议，兼容了欧亚开发银行。
成员国总统组成的最高欧亚经济委员会在决策、监督中拥有最高权威，政府总理组成的欧亚政府间委员会负责上传下达，欧亚经济委员会负责执行。
此外，联盟的决策机制不以国家大小、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因素为衡量标准，而以国家为单位，以主权平等为基线，拉平了所有成员国在决策中的地位。
这种决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余成员国消除在一体化进程中对主权丧失的担心，把与俄罗斯的一体化进程紧紧限定在经济领域，进而提高其余成员国对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参与度。
第三，地区安全动力。地区安全动力主要由俄罗斯提供。联盟能够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相辅相成，构建地区综合安全体系。
历史地看，2007年，集安组织就开始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在交通、能源等经济合作领域进行对接；2010年，俄、白、哈关税同盟成立；2015年，联盟成立，取代欧亚经济共同体。
集安组织与联盟的对接实际上是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对接的延续与发展。联盟为集安组织夯实成员国间经济联系，消除经贸壁垒，带动地区经济发展，靠地区经济发展来优化区域安全环境。也就是说，联盟填补了集安组织的经济缺失，而集安组织又能为联盟提供安全保障。
除了应对传统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为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集安组织还通过深化成员国多边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为联盟夯实高级政治基础。
进一步说，联盟和集安组织两者并不是各自独立、各行其是，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借重的关系，构成新型欧亚地区综合安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