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边疆经济开发的政策体系及其借鉴意义-尊龙凯时网页版

(云南大学，昆明650091)

　　摘要：边疆经济开发是国家解决边疆问题的重要举措，在世界边疆发展史上，前苏联对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开发与治理是在民族国家内部进行的大规模、综合性的边疆治理实践。前苏联对边疆的开发，极大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对其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综合、全面地分析前苏联边疆经济开发的政策体系，既借鉴其成功经验，同时反思其存在的问题，对于促进我国边疆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苏联；边疆；开发；政策；意义

　　作者简介：张健(1981－)男，山东青岛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边疆经济开发是国家解决边疆问题的重要举措，这种国家行为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但由于对边疆观念和各国国情的不同，边疆经济开发在各个国家中的重视程度、实施规模、持续周期和具体政策都存在较大差异。在世界边疆发展史上，前苏联的边疆经济开发可谓是波澜壮阔、气势恢宏。而西伯利亚地区和中亚地区是苏联边疆开发的主要对象。

一、苏联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

　　西伯利亚指苏联乌拉尔山脉以东至太平洋沿岸之间的地区，总面积1277万平方公里，这一广阔的地带由于自然条件的束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与 “遥远”、“荒凉”、“贫穷”、“野蛮”等贬义词联系在一起，但随着西伯利亚地区的能源价值与军事地位的显现，对其开发也就逐步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始于沙俄时代，但在范围和程度上都极为有限。直至前苏联的建立，终于拉开了大规模开发西伯利亚的序幕。

　　1.制定长远规划，逐步有序推进。计划性和有序性是西伯利亚开发的突出特点。苏联对西伯利亚的开发始终坚持统筹安排、综合开发，呈现出从西往东、由南向北循序渐进的趋势。大约以10年为周期，苏联政府在西伯利亚地区实施了多项长期投资纲要， 每一项长期投资纲要的实施就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发阶段。20世纪30年代对重点开发库兹巴斯和伊尔库茨克一契姆霍握所进行的区域规划；20世纪50年代完成对叶尼赛一安加拉地区建立9个工业区的规划；20世纪60年代对重点开发秋明油田的规划；20世纪70年代为配合贝—阿铁路的建设，规划了沿线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对整个西伯利亚的综合发展进行了长远、深入的规划。这些规划确立了苏联综合开发西伯利亚的中长期目标，并成为开发计划的基本内容。计划性和有序性确保了西伯利亚在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上的继承性和有效性，是苏联成功 开发西伯利亚的重要保证。

　　2.突破区划局限，建立新型组织。在苏联的经济布局中，经济区与行政区基本吻合，而这极易导致地域壁垒和条块分割的形成，不利于地区经济的综合发展。为此，苏联在开发西伯利亚的过程中，构建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区域生产综合体，以此克服“行政区经济”的弊端。区域生产综合体的前身是区域性生产组合，由前苏联学者科洛索夫斯基最先提出，后来演变、发展为区域生产综合体。这是按区域配置生产力的一种综合性经济形式，即根据某一地区的自然环境、经济水平，有目的地配置专业生产部门和辅助性生产部门，通过合理利用各种资源，统筹规 划，以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区域生产综合体的优势突出的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资本、劳动力、原材料、燃料动力、水土等资源，以及生产副产品和废料能得到更好、更合理的利用；第二，能实现专业生产部门和辅助生产部门的结合、企业的合理集中以及生产的协作化、综合体内部各企业的合理分布；第三，能较好地实施综合体整体或各部分共同的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其合理的配备和利用；第四，改善综合体内外的社会经济和生产的联系；第五，地区的机能分配合理化，改善人口分布及建设系统。[1]苏联第一个区域生产综合体乌拉尔—库兹巴斯综合体是从1928年开始组建，到1937年基本完成。从20世纪60年代起，区域性生产综合体在原苏联东部得到广泛推广，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首次正式肯定了这种组织形式，并决定将其作为开发东部的新的重要方法。虽然这种组织方式也存在问题，但总体上适应了当时开发的需要，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利用国际市场，开展国际合作。早在列宁时期，苏联就利用租让制引进外资开发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外资不但解决了当时国内资金短缺的困难，而且对于恢复和发展西伯利亚作用很大。但由于当时世界政治气候的影响，这种国际合作的范围还比较狭小，主要局限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资本开始注入，主要流向能源和原材料领域。这种国际合作也被当时的苏共所认可，在苏共二十七大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在远东建立一个有机的包括在全苏分工和国际分工系统内的高效率的国民经济综合体”，当时苏联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7月视察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讲话中和1988年9月视察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讲话中都曾明确而具体地阐述了这一新的思想和举措，其中在视察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中提出了要把远东变成向东方广泛开放的窗口的战略目标。[2]通过引进外资，苏联实现了与西方广泛的经济交往与合作，不但缓解了西伯利亚开发的资金紧缺问题，重要的是改善了苏联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以致有西方学者认为：“苏联人用一个苹果换回了一个苹果园。”

　　4.优先发展教育，重视专家作用。苏联在开发西伯利亚的进程中，极度重视教育，采取了优先发展的措施，这集中表现在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即“科学城”的建立。1956年，苏联科学院三名院士在致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信中指出，苏联科技力量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而西 伯利亚和远东的经济与科技力量薄弱，只有加快开发蕴藏全国70%自然资源的西伯利亚，才能使国民经济的布局渐趋合理。1957年5月18日原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创建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为此，苏联抽调全国著名科学家到西伯利亚分院担任领导和从事科研工作。在西伯利亚的开发中，“科学城”的价值迅速显现，针对国家开发的总体设想，提交了《西伯利亚到1990年的生产力发展问题》《西伯利亚能源动力发展综合设想》《西伯利亚生物和资源保护》等一系列科研报告；针对国家经济建设重大项目，如“贝阿大铁路”的修建，提供了《贝阿铁路沿线地区地质构成及地震活动特点》《贝 阿铁路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论证报告。同时，“科学城”还发挥了科技辐射作用，科研人员兼任教学专家，著名的新西伯利亚大学的教师中70%来自“科学城”，在物理系和数学系，兼职教师的比例更高达90%。[3]他们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研究课题进行教学，给学生们带来了各学科的最新动态信息，解决了学校教学中长期存在的知识陈旧、课本过时等问题。

　　在这些措施基础上，苏联还进行了大规模的交通建设，并长期鼓励向东部移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开发，西伯利亚地区已经成为重要的能源基地和东西方 大桥梁，并被视为俄罗斯振兴的希望。

二、苏联对中亚地区的开发

　　在前苏联的边疆开发中，中亚地区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今天的版图看，中亚地区主要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组成。相比西伯利亚，中亚的情况更为复杂，难度更大。毕竟对西伯利亚更多的是在纯自然状态下的能源、资源开发，而由加盟共和国组成的中亚地区不但经济、文化极端落后，民族矛盾更是尤为严重。因此，苏联成立伊始，开发中亚即成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国策。

　　1.增大政府投入力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要 在极度落后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起步，首要必须解决资金问题。为此，苏联实行财政倾斜政策，加大资金、设备的投入，加快中亚能源、冶金、矿产、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基地和以棉花、谷物为特色的农业基地的建设。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联盟中央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对中亚实行明显的倾斜政策。“一五”计划(1929～1932年)期间，全苏固定资金增长了289%，中部发达地区为199%，而哈则达549%，中亚四国为494%[4]。另外，从“一五”时期起，联盟中央还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俄罗斯中部的企业连人带设备一同迁至中亚。如二战期间共有308个大型企业疏散到中亚，其中哈有150个，同时还兴建了大批新企业。1944年哈、土工业企业数比1940年分别增加了460个和50个。乌建成了280个新企业，其中有5座大型水电站、14个机器制造厂和金属加工厂。[5]同时，苏联也加大人才支援力度，“一五”期间仅向土库曼派遣的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就达2.5万，1928至1936年有170万斯拉夫人来到中亚[6]，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大量熟练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科技人才的到来对中亚地区的经济腾飞、社会进步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2.强制推行苏联模式，维持中央高度集权。中 亚各民族大多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虽然沙皇俄国用武力把中亚的土地并入俄国的版图，但中亚各民族在文化上、心理上保持较强的独立性。在中亚地区的政治设计上，列宁开始并不主张联邦制，但经过巴什基尔人为争取自治权斗争的例子，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苏维埃政权下各民族自治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因此，列宁主张在中亚建立民族国家。中亚五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开始出现了具体的加盟共和国体制，明确规定各加盟共和国享有维持内部社会秩序、管理地方经济及实施教育等多项权利。虽然在列宁时期，各共和国是相对自由和不受侵犯的，但到了斯大林时代， 一切都被改变了。在严重歪曲民族自决原则的前提下，中亚民族国家的划界工作开始。中亚五国划界主要工作是由联盟中央一手进行操纵，中亚各国毫无自主权可言。而这5个民族国家一经建立，都被套上了联盟的政治枷锁，只有无条件地接受，虽然称之为联邦体制下的加盟共和国，但这更多的是在形式意义上。而实际上，苏联采取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苏共中央没有给加盟共和国一定的地方权力和任何选择自己发展模式的余地，甚至对中亚各国的发展采取的都是低调的处理方针。苏联联盟中央高度集权，中亚各国完全处于被动的、从属的政治地位。这种高度 集权的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克服了分裂主义的影响，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但也为日后苏联的解体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3.扶持少数民族发展，加快民族融合步伐。苏联建国后认识到尽快缩小、直至消除中亚等落后地区与苏联中西部发达地区的差距是在多民族国家中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之一。1921年、1923年俄共(布)和1927年联共(布)都明确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少数民族赶上“走在前面”的俄罗斯族，以使全苏各个地区共同过渡到社会主义。为此，苏联在经济倾斜的同时，加大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力度。中亚的诸多民族文盲率高，且不少民族没有自己的系统文字。面对这一实际，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推出了被称为“卡伦尼扎特细亚(当地民族化)”的语言政策方针：对发达地区实行民族自治政策，保证各民族语言的发展；对欠发达的边远地区，采取扶持和发展其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政策。这一语言政策短期内解决了苏维埃俄罗斯政府成立初期的困境，得到了各民族和各社会阶级的拥护和支持。[7]当然，这一政策既是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的表现，也蕴涵着更深的政治意图，即用一种微妙的方式切断中亚对泛伊斯兰和泛突厥势力的天然联系。“扫 除文盲”和“创制或改造文字”是扶持少数民族发展的重要方面，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亚少数民族缩小了与其他民族的差距，实现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但后来，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出了错误判断，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已经成为苏联人民急切的实践任务……阶级间差异的消逝，共产党人之间关系的发展加强了社会和民族的同质化……这样就没有了民族差异，尤其是语言差异。这些都被视为阶级差异最终消失的过程。”[8]而在实践中，这种民族同质化并没有诞生新的民族，实际上成为一种“俄罗斯”化。

三、苏联边疆经济开发政策简评

　　通过对苏联边疆开发实践与模式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苏联在边疆开发的过程中展现了自己的特色，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我们深刻的反思。利用好苏联边疆开发过程中“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边疆开发，从而更有效地推动我国边疆地区的发展。

　　(一)苏联边疆开发的成功经验

　　1.政府宏观调控。在苏联的边疆开发中，政府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既是边疆开发的需要，也与政府自身的角色有关。首先，由于边疆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多数情况下，边疆地区往往是自然条件恶 劣，经济发展落后，科学技术水平较低。在这种区域不平衡的前提下，进行边疆开发，单纯的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区域发展平衡，因为资本的特性决定了它必将流向回报更高的地区与行业，这就需要在边疆的开发与治理过程中，采取一定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克服市场自身的缺陷。其次，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主要承载者，拥有强大的动员、整合和支配能力，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中，政府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在边疆开发中，政府必定是主要的参与主体，在区域非均衡的状态下，为市场机制的运行和社会自身的发育提供各种基础性条件。

　　政府在边疆开发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为边疆开发奠定基础条件。政府在边疆开发的起步阶段，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为边疆发展提供各种基础条件，如直接注入大量资金，实施区域倾斜政策和修建大型基础设施等。以铁路的修建为例，苏联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完成对第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进行改建和修建复线工程，并在一些重要的工矿区新修了铁路线，以便运输大宗产品和原料。1974年－1985年，又历时10年远东修建第二条西伯利亚大铁路—贝阿铁路。

　　其次，为边疆开发安排制度保障。政府对边疆治理的直接介入是必需的，但这种介入是有时间限制和 范围要求的，过度的直接介入并不利于边疆地区的持续发展。政府在边疆发展起步后，其作用就更多的表现在制度安排方面，有效地制度安排能够为边疆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边疆治理过程中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在长远规划和政策法规上。如苏联在开发西伯利亚时，大约每隔10年，政府就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实施一项长期投资纲要，每实施一项长期投资纲要就形成一个开发阶段。

　　2.科学技术推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历来观点和著名论断，它指出了人类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相关性，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 会本质。马克思的理论主要强调两点：第一，科学技术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而且也是生产力的一部分，具有生产力的特征，“生产力中包括科学”。第二，科学是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邓小平同志在结合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更加明确的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而边疆作为一种欠发达地区，要实现追赶或超越性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的力量，这已成为各国边疆开发的共识，特别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作用表现尤为突出。

　　科学技术要成为推动边疆发展的重要力量，必须 注意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要重视科技的创新，这是科技发展的源泉。其次，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换。这是科学技术发挥自身作用的现实推动力。再次，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科技的进步，归根到底要依靠科技人才的培养，大量高科技人才是边疆开发与深层次发展的基础条件。1957年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组建，是开发西伯利亚地区的重要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西伯利亚分院已发展成为苏联科学院最大的分支机构，它在促进西伯利亚生产力发展、培养适合地区发展的各种专业人才、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3.注重地区特色。边疆虽然都位于国家的边缘区域，但不同国家的边疆，在自然资源，文化类型，政治设置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这也决定了各国的边疆开发只能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选择适合的发展战略，绝不能一味模仿或照搬他国模式，这也成为各国边疆开发需要共同注意的问题。以自然资源的开发为例，苏联与澳大利亚都是边疆地区资源丰富的国家，两国在开发过程中也都注意到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但采取的方式却差异较大。

　　苏联在开发中，注意到西伯利亚的能源和水力资源十分丰富，这就为开采石油、天然气，发展水电站 和火电站提供了源泉。从20世纪30年代起，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伯利亚地区陆续建设了许多大型水电站，提供了丰富的动力；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为能源工业的发展莫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丰富的煤炭储量也为发展冶金业提供了保障。基于此，西伯利亚发展了独具特色的优势产业：一是能源、燃料、动力工业相当发达，成为国家的主要基地。二是由于有充足的能源及水源，结合该地具有的丰富矿产资源，可以大力发展耗能量和耗水量大的工业。西伯利亚自然优势的利用和发挥，繁荣了地区经济，也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发展。

　　澳大利亚在边疆开发中，注意到旅游资源、民族文化和生态保护三者之间的关系，把“生态旅游”确定为边疆开发的主要战略，澳大利亚把生态旅游定位为以科学的方法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一种经济活动，只能在严格保护自然资源、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遵循持续利用和经济合理的原则，分区域开展旅游活动。即使开展旅游的地方，也要采取分流客源、架设索道、修建便道，对不同景区实行不同限制等措施，保护植被和生物多样性。通过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为旅游业提供生机盎然、千姿百态的景观资源，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反哺保护事业，使二者相辅相 存、良性互动，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由此可见，任何一项成功的边疆开发战略都是在综合分析地区特色的基础上形成的，即使是单纯的资源开发也不例外。这也要求各国在制定边疆治理措施时，必须认真分析边疆地区的自然、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在边疆开发方式的选择上，并不存在固定答案，适合的也就是最优的。

　　(二)苏联边疆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在借鉴苏联边疆开发成功经验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其在实践中所存在的失误。只有意识到在我国边疆开发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才能做到未雨绸缪，避免重蹈覆辙。

　　1.生态问题。恩格斯曾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 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再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9]而不幸的是，人们对边疆的开发却一再验证着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在边疆开发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将自己置身于自然之外，肆无忌惮地向大自然索取各种资源，实现着所谓的“发展与进步”，但却忽视了人自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也将摧毁人类文明自身。

　　在边疆开发的过程中，特别是早期的边疆开发，生态破坏的事例比比皆是。苏联也同样有过这样的惨痛教训。20世纪50年代，由于赫鲁晓夫的错误指挥，苏联政府为了增加粮食产量，违背自然规律，于1954－1960年以突击形式在西伯亚发动大规模机械化垦荒运动。在这些年均降水量只有300mm，且风力强劲的黑土地上，开垦导致轻沙质土壤和沙质草原，为黑风暴形成种下了祸根。1960－1963年，在新垦区形成了一次震惊世界的黑风暴灾害。1960年3至4月的黑风暴，风速每秒12－15米，新垦区内的土粒、种子和幼苗，腾空而起。3月16日至23日的黑风暴，使400万顷土地受害，吹扬于大气的尘土总 量达10亿吨之多，破坏巨大。

　　虽然，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后来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也采取了诸多措施，但这种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代价极为巨大。“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0]因此，采取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也就成为现代边疆开发的唯一可行选择。

　　2.民族问题。民族作为以共同文化为纽带的人群共同体，在当代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舞台上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解决民族问题是民族国家，特别是多民族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世界各国中，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与边疆地区有较大的重合性，这也就使民族问题成为边疆开发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纵观各国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实践，失误频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民族的理解上还存在偏差，忽视民族生成与发展的客观性与规律性。因此，对民族问题的解决往往主观随意性较大，在具体方式上也显得简单、粗暴。

　　苏联在进行边疆开发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处理边 疆民族问题，就存在着严重的失误，如前所述，民族问题的激化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之一。由此可见，民族问题的处理效果往往制约着边疆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稳定，这也要求任何国家面对民族问题时，都应该在尊重民族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地区实际，认真而慎重的对待。

　　(编辑校对：余朝锡孙敏)

　　注释：

　　[1]张锦冬: 《原苏联的东部大开发对我国西部开发的启示》，《经济纵横》，2001 年第 10 期，第 20—23 页。

　　[2]周伟平: 《略论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战略》，载 《当代亚太》1998 年第 7 期，第 54—64 页。

　　[3]理论与当代编辑部: 《俄罗斯: 一座 ‘科学城’带动百业兴》，载 《理论与当代》2000 年第 4 期，第 39—40页。

　　[4]周邦新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3 卷，第 309 页。

　　[5]周邦新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5 卷，第 444 页。

　　[6]［美］ 迈克尔·刘，陈尧光译: 《俄国在中亚》，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59 页。

　　[7]［苏］ 马卡·莱普里切，王尚达译: 《俄罗斯联邦的语言政策: 语言多元性与民族认同》 ( language policy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language divers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载 《国际社会语言学》 ( sociolingüística internacional． primavera) 2002 年春季号。转引自王尚达等: 《苏联对中亚的语言政策: 评论和反思》，载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 年第 6 期，第 66—71 页。

　　[8]［苏］ 米歇尔·布鲁切利，王尚达译: 《苏联共产党的语言政策: 评论与观察》( the language policy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comments and observations) ，载 《东欧季刊》 (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1987 年第 21 卷。转引自王尚达等: 《苏联对中亚的语言政策: 评论和反思》，载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 年第 6 期，第 66—71 页。

　　[9]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04 页。

　　[10]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304 页。